前不久，在北京西五环的行之打工子弟学校，举行了著名作家黄传会的长篇报告文学《我的课桌在哪里》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老师、学生和家长代表。会上，大家充分肯定作家直面现实，深入调查了数以万计的打工子弟和他们家庭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对平等教育的渴望。
会上获知，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多达三四十万，有名有姓的打工子弟学校有三四百所。如果没有这些学校，那些外来孩子们的课桌不知在哪里。行之打工子弟学校条件很简陋，一条破烂不堪的泥路进去，与居民房挤在一起，校内有一个一二亩地的土操场算是阔气的，再就是几排简单房子。然而，这已是全市最好的打工学校之一，绝大多数的打工学校能有几间房和像样的书桌就不错了，但它们承担起了照亮“阳光照不到的角落”的任务，而相当多的打工子弟连这样的学校还上不了。打工子弟的困境引起了与会者的深切关注，可一位海淀区的打工学校的校长却忧心忡忡地说，他已接到通知，他的学校有可能被叫停。果然，7月27日新京报报道，海淀区教育局一纸令下，全区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关闭，一万多孩子面临暑假后到哪上学的问题！看来作家黄传会再版《我的课桌在哪里》时，应当加上这一重要情节。
关停的理由很简单：办学“条件不合格，违法办学”。合格条件是什么？北京市的标准是：小学要有200米环形跑道是硬件之一，海淀区公布的另一硬件是办学启动资金至少150万元。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们说，这两条，任何一条都让打工子弟学校“望洋兴叹”，就是北京的许多公立学校也难以达标！但打工子弟学校本来就在另册，关门就没有商量！
教育部门的关停令显然是理直气壮的，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办学有办学的条件，如今要正规化，现代化，运动场所、卫生环境、教育设施、师资力量等等一样也不能差，随随便便怎么行，那不是误人子弟吗？如果教育部门不把好关，那就是失职，就是缺位，出了问题怎么办？人们不禁为有这样认真负责的行政管理机关而肃然起敬。但“敬”过之后却有一大疑问：30多所学校关了之后的一万多学生的课桌往哪放?都到附近的公立学校去“插班”吗？一是那些公立学校能收下多少这样的打工子弟？二是有多少打工子弟出得起“赞助费”、“插班费”，还有“路途费”？也许这些事情太具体了，不归领导机关管，那具体的课桌往哪放归谁管呢？没有看到第二份说明文件。
鲁迅就读的三味书屋只有巴掌大，几张课桌；延安的抗大也没听说当时有几百米的循环跑道，如果非要等到“合格办学”条件的话，那中国的文学旗帜和中国革命的人才也就不知要推到何年何月出世了。我们这些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上学的人，就是村里腾出两间房当教室，村外铲平一块地当操场，就“人口手”地念书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孩子们先要有学上，先要不失学，然后才是讲改善办学条件，更上一层楼，而不是等“条件合格”了再上学。这就像要求灾区饥民注意维生素和氨基酸的摄入比例一样可笑，谁都知道，先要有饭吃，然后才能讲究营养。
中国从来不缺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的理论家，却少有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面对北京几十万、全国几百万上千万打工子弟义务教育的大难题，教育家们和管理家们有多少像武训先生那样呕心沥血，有多少像当今一些打工学校的老师们那样费尽心力呢？在《我的课桌在哪里》的研讨会上，有人就说，今天的会没有教育部门和政府部门的人到会，是一大缺陷。现在这个缺陷后果出来了。
呜呼，一万多打工子弟的课桌该往哪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