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科学教育：“精英”不是唯一

    有位西方学者曾作过这样形象的比喻：科学技术好像是条巨大的地下河，它一经流出地面，则必定使自身穿过社会大地并深刻改变现有地貌的特性。1957年，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引发了众多国家对教育，特别是科学教育的大讨论，这种情况在科技界和教育界尤为显著。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相继进行了教育改革，把最初的只传授科学知识过渡到更注重科学精神和科学能力的培养。

    应试教育在中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教改之声层出不穷，到底什么样的科学教育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翟立原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科学教育要有大教育概念，教育目标和教育体系不应该只局限于培养精英，而是要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

    “不是每个人都要做科学家”

    “现在我国青少年教育体制中最缺少的是和社会衔接的链条，教育部门似乎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翟立原对《科学时报》记者说：“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到底是要为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定位和目标。从现在中小学教育来看，实际上就是升学教育，很多人单纯地认为培养出来的学生能进大学就是合格的。没有想过他们从大学出来后是不是社会所需要的人？而这中间存在很大问题。”

    上世纪60年代，美国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当时美国的科学教育改革由于在思想上把科学教育的目标仅仅局限于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方法上仅仅局限在课程的改革上，所以并不成功，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就终止了。

    翟立原认为，从中国现在的科学教育来看，这个体系能够培养科学家，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也愿意成为科学家，绝大部分人从事着与科学研究并不相关的职业。然而，一个公民在社会中有没有竞争力、能不能生存，和他的从业技能息息相关，但我们的基础教育恰恰忽视了对人们走向社会后从业技能的培养，教育体系也不是从培养社会发展需要的合格公民来建构的。

    “不单是未成年人，包括很多大学生的生活素质和能力都很差。他们没有健康意识；不知道什么是健康的生活；不懂得预防疾病；不懂得如何去旅游、消费、理财和节能。”翟立原说：“从业方面更是这样，不会与人建立诚信，适应新环境。我们的科学教育要把物理、化学体系中的知识和生活联系上，要和个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结合起来。”

    对于这种看法，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授任定成表示赞同，他进一步分析了其中的深层原因。

    “基础教育应该是国民教育、公民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国家发展必须要有精英，但是这些精英是在各行各业的，不单单是做科学研究当科学家。”任定成对记者说：“现在学生读高中只为了上大学，读完本科还要读研究生，学校对硕士生的培养目标是读博士，而博士生的方向是做研究。然而现实却并非这样，社会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社会认识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把做精英和做普通的公民割离开来。”

    任定成认为，我们的教育是要培养精英，但培养精英与培养社会公民是不矛盾的，精英也是社会公民中的一员，要成为精英必须首先是一个合格的公民。现在我国教育的主旨是培养精英，然而，这样的体制下培育出来的精英也是不完善的“精英”，特别是在学术研究领域，正因为没有从基础教育阶段接受公民教育，没有系统地学到社会生存和科学发展的理念，因而学到的只是应付考试的方法。事实证明，这样的“精英”在今后从事科研工作中很难作出成绩。

    教育部门需要社会视角

    “很多人说中国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只有研究生教育不行，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任定成直言不讳地说：“研究生教育的基础难道不是之前的基础教育吗？中国的学生从小只会做题，而根本不明白学知识是为了什么，题海战术训练了几十年，会不会做题已经成为衡量学生的标准。这也是研究生教育水平不高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学生就是缺少科学素质和科学精神的典型。”

    “我们的教育部门忘了算一笔账，基础教育之后，会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是上不了大学的，我们不能从上高中后才考虑这个问题，而是要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考虑。”任定成指出，对教师的考核很大程度取决于培养出多少学生上高中，而不是进行义务教育、公民教育，也是导致目前教育困境的因素之一。他建议，要改变现状，我国对教师的评价还需要有另一个指标，就是跟踪学生在就业之后的状况。

    香港在进行教育课程改革时，政府发给每个学生一封信，让学生和家长把想得到什么样的科学教育作为回信内容，给政府作参考，充分强调了社会普遍性。翟立原认为，科学教育的目标既然是要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就需要政府从社会角度来重视对人的教育乃至社会的进步。而现在，我国的教育部门恰恰没有把科学教育看成全社会的事情。在新的教育改革之后，虽然有所改进，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虽然强调了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但在做起来后还是脱节的。

    “我国在教育体制上最大的问题是部门割裂。教育部的前身是国家教委，当时，参与教委工作的单位很多，各部门协调起来还比较容易。但现在改成教育部之后，反而缩小了参与教育工作的行业范围。这也导致现在每个部门只追求自己的小利益，没有从社会的大角度来考虑问题。各个部门之间没有合作共建的机制。”翟立原说。

    利用社会资源

    那么如何改变中国教育面临的尴尬困境呢？任定成认为，考试这样一种评价方式是无可厚非的，在社会各个行业都有不同的考试，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这样。但在西方，对考试的理解却不同，研究生入学考试要看学生的教育背景和推荐人的威望。而国内却把考试范围看得很窄，内容单一，考试的方法不够全面。“中国的考试方式和内容不适合，恰恰是用最不重要的东西来衡量学生。”他说。

    “西方的方式在中国行不通的很大一个因素是因为中国人缺少诚信，为了遏制不守诚信的社会，只能用目前这种考试形式。而这样的应试考试方式也导致了现在中国教育体系的大问题。”任定成解释说。

    当前世界科学教育改革的核心是变“以知识体系为中心的科学结论教育”为“以探究为中心的科学过程教育”，强调在过程中学习。具体到中国目前的情况，两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建议，应该加强基础教育与社会科普资源的结合。

    “在美国，很多黄色的校车一大早就会停在科技馆和博物馆门口。学生当天的课程就在那些科普场馆里进行。”翟立原介绍说：“现在我国的基础教育绝大多数还是把学生放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学习，青少年课外活动是一个薄弱环节，而青少年科技活动在课外活动中更为薄弱，这是不利于科学教育的。目前，上海已经开始着手开展科普教育基地进课堂活动，比如把上海动物园、上海科技馆等都编进教材里，讲到这一课时就到实地去上。让学生多动手参与，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精神。”

    “科学教育的宗旨不是让学生记住多少东西，而是培养公民。现有的自然科学场馆、大专院校和企业都是科学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的资源。要提倡这些资源向中小学生开放，为他们的科学探究活动提供场所和设备支持。”任定成补充说。

    任定成建议，中小学校要主动与社会合作，与大学和研究机构结合起来。希望国家能出台相关鼓励政策。科学教育不仅是促进个体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还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从公民的角度审视科学教育，中国应该会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