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雷颐：北京的小升初为何如此“搞怪”？

　　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高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怪事从来有。最近的一件是北京市今年“小升初”方案，在无数家长焦急的等待中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今年的小学生上初中的入学方式竟有十种之多。

　　之所以会如此“搞怪”，盖源于将近十年前，北京市的小学升初中取消了考试，代之以“电脑派位”，其初衷的确可嘉，是为了减轻学生负担，提倡素质教育。但此方案甫一公布，还未施行，我就撰文对这一“改革”提出批评，认为一将导致“入学腐败”，破坏教育公平；二将导致学生负担实际大幅度加重。当时不少人对取消考试能减轻学生负担尚抱希望，对我的观点不以为然。但我坚信自己的分析判断不错，只待事实检验。

　　不知应当高兴还是沮丧，此方案刚一实施，就被我“不幸而言中”。“电脑”其实受人操控，只能“派”家中无权无钱的学生，有权有钱者根本不受其“派”。由于初中之间的师资水平、教学设施相差悬殊，“优质中学”资源极为紧缺，竞争激烈，如何选拔入学者的“制度设计便成为关键。

　　如果不顾现实条件，尽管改革的动机纯正、立意良好，但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在择校的“运作”过程中，充满了幕后操作。据3月27日《北京晚报》报道，有人看到过一所“优质校”收到的“白条”，“当时那些白条都是登记在一个册子上的，后面注着委托人的背景，备注中的单位和官职足以让人‘震撼’。”而原本是为提高素质而提倡的“文体特长”变为“选拔性测试”的标准，各种“考级”不断升温，英语、奥数、钢琴、提琴……举不胜举。据报道，今年应该是成年人唱主角的北京春季公共英语考试中，难见成年人踪影，反而都是为“小升初”而来的小学生：“小升初”学生的简历厚过毕业求职。“素质教育”反而成为新的“应试”，更加重了学生和家长的负担。更严重的是，这种政策实际上剥夺了交不起钢琴费、英语班等贫寒人家子女原本凭考试的“高分”就能享受优质教育的权利。

　　面对既不公平又加重了学生负担的“取消考试”，广大学生和家长不禁发出“还是考试好”的感叹。

　　近十年下来，取消考试的弊病已暴露无遗，主管者不可能不知道；学生、家长的呼声肯定有所耳闻。但主管者一直坚持此路，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不管实情如何，“教改”、“素质教育”之名不敢轻改现状。二是已经形成了既得利益的链条，一些权势者和具有话语优势的“优质校”是主要受益人，不愿改变现状。

　　“小升初”取消考试的必要前提是对所有中学实行大致“公平”的待遇，不能像现在这样几可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如此巨大的反差，必然会产生不择手段的“择校热”。

　　而中学之所以会有这样巨大的反差，又与某些主管者追求“政绩工程”的心态有关。

　　中学校际间的巨大差别是“小升初”无法脱离的背景，任何升学方式的制度设计都不能脱离这个社会现实。任何脱离现实的主观设计，无论初衷多么美好，在实践中都将扭曲变形。面对此种情况，有关部门也一直想出种种方法，但结果却是越来越糟，人们越来越不满，以致有今天的“十种”之多。其实，这种“多元化”入学将使学生、家长更加茫然。因为在学生、家长与学校、主管部门的“交易”中双方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将造成交易双方的利益失衡，占有信息的人在交易中获得优势，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信用市场中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大，将严重影响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及人才的选拔培养。学生及其家长对入学信息的了解总不如学校及其主管部门，因此校方总可以凭借信息优势获得种种额外利益，损害学生和家长的利益。

　　所以，减少“信息暴利”是维护资源分配公平有效的基本措施。而标准越是简单明了，如以考分为准，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越小，选拔过程将越公平；标准越是复杂“多元”，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大，选拔过程将越不公平。

　　平心而论，教育主管部门如此制定政策的出发点，决非成心要“扩大信息不对称”，立意不可谓不善。但揆诸历史，立意善良的政策因脱离社会现实而在贯彻实行中屡屡碰壁、甚至适得其反比比皆是。很明显，教育的根本症结并不完全在教育本身，因为教育与社会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不能脱离社会就教育改教育，素质教育实际是一个社会工程，教育体制的重大改革需要社会结构的改变与之相配，教育的改革实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面变革。如果强要教育“单兵突进”进行剧烈变革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也就是说，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之前，在教育权力结构、行政化体制没有较大改变之前，这些“改革”只会使包括腐败在内的种种问题更加严重。改革，需要一定的“路径依赖”，当所依赖的路径并不存在时，改革实际无从下手；若不考虑“路径”问题而执意“向前走”，很可能欲速不达，甚至与原来的目标南辕北辙，所付成本之高将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小升初”事关千家万户，任何与此有关的改革都应慎之又慎，看是否与“社会环境”配套，与此有关的各种制度制定理应经过公众的广泛讨论然后才能确定。近十年前我曾写道，对教育改革“我们当然应该追求‘更好’，但首先必须防止‘更坏’”。今天，我仍强调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