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她”时代

　　女状元流行的背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女生更聪明或者男女更趋平等的必然事实，而是高考改革的荆棘难行

　　公元1853年，也是太平天国三年。这一年，南京才女傅善祥走进科举考场。

　　随后，她荣登魁首，成为当年炙手可热的话题超女。她是中国1300多年科举史中诞生的惟一一名女性状元。 傅是太平天国的女科魁首，却并非大清朝的状元。如果不是前者主张男女平等，开女科科举，女状元这个荣誉称号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很有可能将永远是个空白。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傅善祥当年参加太平天国女科科举的文章试题却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时隔一个半世纪，2007年，高考恢复30年。状元再度成为时髦话题。虽然现时的高考与以往的科举风马牛不相及。但“自有考试，必有状元”的心态在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难以动摇。 而如今，对于状元的关注升华为对于女状元的关注。 截取1999年～2006年的高考信息，可以统计到的高考状元有560人，其中女性占到了一半还多。 在北京，从2005年至今，高考文理科的状元一律都是女性。今年，理科状元叫林茜，摆在她眼前的作文题目是，借古诗拟今。

　　从这两年国内各大城市的状元数量来看，更是大有女生后来居上的趋势。 然而在这个全民皆喜的势头背后，并没有让我们看到女生更聪明或者男女更平等的必然事实。 我们在考察之后发现的是一个尴尬的逻辑。

　　女状元的大幅增加是近几年高考题目难度趋向简单的直接结果。有专家甚至认为，由知识型考察向能力型考察的高考改革，不仅尚不到位，还有所倒退。 而另一方面，社会对于女状元的过度关注与诠释，说白了还是男女平等得不够。除非哪一天，男状元的人数超过女状元也会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

　　女状元的多半边天 自高考结束后，今年北京高考理科状元林茜一直在爬山，从黄山到九华山，持续几星期之久――而对她来说，成功攀登高考这座山，仅仅是个开始。 6月23日，林茜凌晨才得知自己荣登榜首，白天就被请到新浪做聊天。对于这个结果，她说，“很高兴，有点意外，但在情理之中”。

　　林茜是北京人大附中理科1号实验班状元梯队的主力。虽然在2004年，教育部大力否定各学校培养状元种子的做法，但是各学校对于“状元”这一虚名的追逐热度却未稍减。林茜班上有52个学生，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根据他们的综合能力、应考心态，选出了11个人的“状元”冲锋队。这其中女生只有两人，论实力林茜也不是最强，最终女生夺魁颇有些偶然的意味。 而放眼国内，近几年全国高考状元的性别比例，就非偶然了。北京自2005年起高考文理状元皆是女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年。而重庆的女状元比例更是全国罕见，自2001年起，连续8年的高考状元中，16个人里有13个是女生。再看进北大的状元，2000年到2004年这5年间，北大招收的省级状元中，女生比例都在一半以上。 高考试题研究专家相阳曾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工作十几年，担任历年高考分析工作。他回忆，上世纪90年代初到中期，各地高考的前100名还是男生居多，之后男女比例就开始接近，1999年高考扩招后，男女持平的现象就比较普遍了。

　　女状元的增多，其背后是女生军团在高校中日益壮大的事实。1999年扩招前，女大学生只占在校学生20%左右，而到了2006年已经升至40%。2005年，个别发达地区，高考录取比例已经出现女生反超男生的现象。

　　按照以往的观念，文科考生中女生占据绝对优势，勿庸置疑。而如今，女生增多的趋势已经蔓延到理工科，就比较值得关注了。像临床医学这样专业，中山大学本科生中，去年女生达到了53%，而生物学这种以前被认为是男生天下的学科，在读硕士也已男女平分天下。更无需说现在研究生和博士生中，总体比例女生与男生日益持平的趋势。

　　“其实优秀女生偏多从幼儿园就看出来了”，性别研究专家蓝怀恩从根子上找到解释，“社会给予女性空间越多，小女生在情绪和情感的表达上就比小男生更主动。无论才艺或社会活动皆明显占上风，加之目前应试体制的背诵教育，有利于静得下心来的女生发挥所长，以及一胎化带来的集中期待特性，把女孩当男孩养的家庭，无形中让女生练就巾帼不让须眉之气，这些都使得普遍受宠、斗志薄弱的男生节节败退。” 如果说女性更适应这个社会的发展，那么她们胜出的第一步就是从学校大大小小的考试开始。 所有接受采访的专家和教育工作者都有着比较普遍的共识：男女之间并不存在能力上的差异，而是现行考试模式更适合女生。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水平考试中心副主任谢小庆教授把现如今的考试归结为知识型考试，并斥责这种考试是不科学、不合理的。因为这类考试侧重于考察对知识的记忆，说白了就是考死记硬背的能力。而女生在这方面更擅长，也比男生更能静下心去贯彻老师的要求。所以考试成绩的胜出只反映女生考试准备得充分，并不意味着能力高于男生。 而这一现状，在多数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中的中学校长，都非常清楚。

　　80年代初时，谢小庆在和北京五中的校长聊天时，对方曾说，他愿意拿所有的新生和22中交换，要知道5中是当时的市重点，而22中只是一所普通的高中。让5中校长苦恼的是，因为自己学校小升初的分数接近满分，导致男生考不过女生，而招不到优秀的男生生源。 其实历年来，许多地方对于中考、高考都心照不宣地实行内部分数线来调节男女比例，即对男生降分录取。天津市教委副主任乔丽娟当年上任第一件事就对天津公开男女招生调节线一事做了法律咨询，得知是违法时就取消了，但其实只是不公开了而已，内部依然进行。若不这样，男女比例或许就要三七开，或者四六开了。这种情况最早可以追溯到80年代，但谢小庆估计，恐怕文革前就早有了。

　　得鱼还是授渔 在教育界，人们往往把知识型考试和能力型考试对立起来，古人也早已对二者的区别做了形象的比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得鱼还是授渔，两者并非是割裂的。能力的形成离不开知识的积累，但能力的形成并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知识性考试主要考察某一特定专业领域的知识内容，而能力性考试主要考察那些影响活动较广的、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简单地说，后者对记忆力要求不高，不依赖于考前辅导，更看重的是潜力。

　　“其实作为中国第一考的高考，这些年也一直在向能力化改进，但速度太慢。”谢小庆感叹，受到几千年中国固有考试文化的抵制，稳健的改革不足以触动它，已经形成了牢固不可破的应试教育文化。

　　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应试教育模式已经出现了蔓延的迹象：此种靠死记硬背的应考局面，原来主要体现在高考，现如今已经开始向下延伸到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向上延伸到研究生、博士。可以说高考改革不仅没有触动它，反而愈演愈烈！ 《大学有问题》的作者熊丙奇毫不留情地指出：连幼儿园都已经为了高考在准备了，数语外三门，变着法子在考。现在要求入小学要认识2000个汉字，不但学英语还要学双语，完全针对高考科目。许多小学生几十个证书都有了，为了考上好中学，疯狂上补习班，搞得比高考还累。 而到了大学，此种教育成了惯性，其实对大学生完全有资源可以做能力性培养，长期动向地考察，但很多老师还是在学期末用死记硬背的方式考试。而现在很多本科以考研作为导向，学生惟一的出路就是考研和专升本，而这种考试又恰恰是以知识型为主要特征，而且全国统考是大趋势，仍沿袭着高考早几年的情形。完全靠笔试录取，直到这几年个别高校才开始注重面试，但所占成绩比重依旧不高。

　　“这是我们教育的大问题，注重传授知识，而忽视了能力的发展，兴趣的激发，好奇心的保护。”谢小庆不无感慨。早在80年代他写的教科书的前言里就说，学校的第一功能是发展学生健全的人格，其次是培养能力，再次是传授知识。而我们的教育是本末倒置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兴趣狭窄，缺乏审美能力。 而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在熊丙奇看来，这样的人很难喜欢读书，这是常年被迫记忆无谓东西的后果，而且只强调知识记忆能力往往约束其他能力的发展，而其他能力到了大学就很难补上了，如团队合作能力、自信、耐挫折能力。到了社会上就反映为创新能力少，不够自信，总体为没有长远发展的后劲。

　　反对知识型考试并不是说知识的培养不重要，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是无法分开的，应从幼儿园就把两种结合起来培养，全面发展。发展能力有多种方法，知识培养只是其中一种。 有一些考试可以作为能力型考试的范本，如美国的高考――学习评价测验（简称SAT），以及研究生水平考试（ 简称GRE）。两者结构相似，都分为考能力和考知识两部分。而美国的多数大学仅要求能力部分成绩，只有一些著名学校的某些系、科才会要求知识部分的成绩。可见其中对于知识和能力培养的引导。

　　而在国内，教育领域以外也出现了一些能力型考试的典范，如公务员录用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简称AAT）”。AAT包括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常识判断和资料分析5个部分，主要通过言语、数量、常识、图表等不同方式考查应考者的推理能力。 在这个考试上，很多人考完普遍感觉偏难，而在成绩的反映上男女表现基本没有明显的差异。由此印证了知识型考试的不科学性。 在谢小庆看来，科举当年被废止并非因为不公正，而是因为无法为国家培养出有用人才，没有效率。而对比现在的高考，谢小庆认为说其是现行八股并不为过。老师的责任不是激发学生的兴趣，而是拿着鞭子。 高考试题改革：在难易之间蹉跎 很多人问林茜――你是如何备战高考的。林茜的答案总让那些颇具个性的孩子失望，她说：我是挺听话的孩子，我会把老师给我的东西牢牢记住，同时立足基础，认真看书。

　　而如今，高考中恰恰正是像林茜这样的“好孩子”才最能脱颖而出。 高考试题研究专家相阳分析，以知识立意为主的高考注重基础和教材，同时近年参考人数逐年上升，使得高考难度下降，学生想要拿高分不是靠攻难题，而是对基础题不疏忽。所以这几年细致的、基础知识扎实的、听话的、看教材的学生分数上得快，思维灵活的反而不行。 目前的高考试题通过死记硬背、不灵活思考就能答对的题目，主要集中在历史、哲学和地理、化学部分，而语文数学物理则非常灵活。基础记忆题仍占60%以上，对女生有利。而女生文科好，理科不如男生的规律依然成立。只是这种情况在2004年之后，理科的难度下降，男生强势发挥不出来，女生才开始大范围地显山露水。

　　1985年，国家教委曾把在教育考试、尤其是高考中加强能力考察作为重要研究课题，那时受到美国几种能力考试的启发，提出一种比较大胆激进的思路，即大幅增加能力考试。 而相对较保守、比较稳健的思路，是在现有考试中加强能力考察，如正在推行的“3+X”。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3+X”模式中并不包括能力考试，都是学科知识的摸底。 能力化高考的转变在2003年的高考中体现的最为淋漓尽致，而那年的考生却普遍反映题目太难。以数学为例，满分150，当年平均分只有40分，而在往年平均分都能达到80分左右。 2003年高考数学题目后来被人评价，每一道题都很有味道，所谓处处都渗透着能力立意。

　　这一年数学最难的一道大题，相阳曾经之后做了个实验，他把这道题拿到幼儿园里去和小朋友讨论。题目是电影院排座位看顺序，这个题表面上看需要指数函数来解决，其实一点都不难，小朋友用常识都能推算出来。可这个题当年得分率只有2%，可见高考学生思维之死板。而这种情况现在比比皆是，有时相阳在讲解一些这样的题时，现场家长比学生的反应还要快。

　　相阳说，趋向能力化考察后，此类试题将会越来越多，它是未来高考的基本走向：把各种知识综合在一起用于解决实际问题。即便语文政治这样强调记忆的科目，也开始加重一些逻辑思维能力题目的考察，上下文进行推理，逻辑稍有混乱也会不行。这对男生将会有利，所以在未来几年，女生占优的趋势会有所改变。 但是，由于2003年高考题能力立意过多，导致了老师学生的不适应（尤其是教育落后地区），之后，高考出题再度出现反复，向知识立意回归，能力化改革骤然放慢。因此出现如今，女生压倒男生的趋势。按照相阳的看法，能力型试题不是出不了，而是没有条件出。 由于之前全国采用统一高考试卷，城市和农村学生的能力差别显得更大。一些农村基层的学校，由于师资水平不高，只能照本宣科，在英语这样的科目尤其明显，就听力来说城市学生要明显强于农村学生。 而分省化出题比较好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上海90年代初就开始自主命题，有完整的出题资源班子，他们的高考题非常灵活，有人评价，比全国卷领先3～5年。今年分省命题达到了18个地区，但完全由本省自己命题的还是经济发达地区，落后地区仍是全国卷。然而分省化出题又带来更多复杂的情况，由于全国各地对北京学生分数低也能上好学校质疑颇多，所以从去年开始北京高考的难度就明显降了下来。林茜的班主任汤步斌感叹，现在北京高考的分数水分多了，外地的题都比北京难得多。

　　虽然能力型考试的转变还在进行之中，但这种考试的异化作用已经活跃起来。相阳说他曾去过邯郸的一个省级高中考察，那里对学生全部采取封闭化管理，同时开展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相阳问校长，你不怕把学生的心思都弄散了吗？校长答，我们的兴趣小组已经全部与高考开放题挂钩。都有针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而就教育部的表态来看，取消高考是不可能的，如今的问题是如何改，目前稳健的改革成为主流，正如教育部长周济所云“改革要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