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校“门票”抵辆好车？校长收到的条子重达1公斤

　　最近，南京一家调查公司披露，在关于江苏省的“十大暴利行业”的调查中，除包括房地产、汽车、电信等行业外，“中小学教育”也名列其中。仅去年南京就查出中小学各种违规收费1647万元，清退违规收费1420万元，查处乱收费案件210件，处理责任人125名。而报告更进一步披露“择校费”并没有上缴财政，其分流状况除了用于学校基础建设、物品采购、教师福利外，由于监督不足，相当一部分以回扣等形式到了个人手中。家长们用自己辛辛苦苦积蓄“赞助”给学校，竟然培养了一批腐败分子。

　　无独有偶，重庆教育系统去年公布的乱收费问题也显示，中小学乱收费金额达1300万元人民币，占重庆市查出乱收费金额的四成。

　　不久前，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部分居民中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有半数以上的居民认为家庭教育支出增长的速度过快。而全国2002年价格举报的六大热点中，教育收费问题已经连续三年在投诉热点中排在第一位，在所有的立案价格违法案件中，教育乱收费的比重已经接近30%。2002年全国查处教育乱收费行为更接近两万件，触目惊心。

　　好学校“门票”抵辆好车？

　　孩子升小学、初中、高中，本来是高兴的事，可是同时又是很多父母开始烦心的时候。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地方的学校在取消“小升初”考试，实施电脑派位后，“优秀”已不再是择校的优势，而三大办法几乎成了“惯例”：一是靠关系；二是交钱；三是各种特长证书，还得看学校认不认。

　　“要求入学的条子竟重达1公斤。”某著名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曾因“条子”而烦恼。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近几年，为了孩子能上重点校，家长几万十几万地往外掏一点也不新鲜。

　　据了解，一所重点学校的费用每年打底就得三四万。有消息说，某市曾有一所重点高中明码实价：低于分数线的，一分交一万，可谓“一分抵万金”。据了解，今年的择校费最高的已经被炒到12万，区重点一类学校的收费也都不下5、6万。难怪有家长不无感慨地说，现在想让一个孩子上好学，仅门票就相当于一辆好车！

　　重点小学的学生许多通过各种门路或者关系交钱，不参加电脑派位，有的学生即使派到普通校，也会千方百计转出来。在普通校就读的学生和家长心理十分不平衡。动辄数万元择校费，仍让不少家长趋之若鹜。

　　“勒紧裤带也要让孩子上好学校，那可等于半只脚踏进了大学门。”在采访中，一位姓夏的学生家长这样告诉记者。在这位望子成龙的家长眼里，能否进好学校就是能否进好大学的标志。与夏先生一样，更多的家长把孩子的未来寄托在千方百计上好学校上，节衣缩食，甚至借款。更让家长痛苦的还不是如何筹钱的问题，而是背着“缩衣节食”、“东借西挪”下来的钱袋，却欲投无门。

　　从事专业经济评论的魏雅华说：“一个稍好点的学校入学要交将近5万元钱。这个数字大大地刷新了前些年被称作‘贵族学校’的学费。而有的学生只有考试分数够了才有资格交这些钱，分数不够走后门的话，一个名额要十万元。”甚至在同一街道办事处内的两所中学，从这家转到另一家，就要交转学费8000元。

　　谁抬高了教育的门槛？

　　一批重点校成了教育乱收费的重灾区。仅以江苏省去年对2851所小学、1547所初中进行的督察来看，就累计查出各种违规收费1647万元。这些钱，都是学生家长辛辛苦苦的积蓄、无可奈何地“赞助”给学校的。

　　事实上，很多学校的赞助费和择校费不仅没有上交国家财政，没有像学生家长想象的那样用于教育事业，而是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物品采购，其中由于监督不足，相当一部分钱以回扣、贿赂等形式流到了某些人手上；一部分用于教师福利，而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很少的。

　　家长也不自觉地为中小学教育的暴利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望子成龙的家长趋之若骛地为孩子择校给教育暴利加了一把柴。

　　很多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为了让宝贝孩子能考上名牌大学，“攀名校，挤重点”之风发展到了极点。名校资源是有限的，家长的“名校热情”是无限的，这种非理性的教育消费热情成了名校“高收费”的砝码。涨价，涨得越高，拼抢得越凶，竞争越激烈，从而中小学教育就“暴利”了。

　　一些省市重点校所谓的“赞助费”、“建校费”，让学生的家长敢怒不敢言，生怕自己的孩子被逐出校门。

　　有学校的负责人对记者说，高收费有效地调节了学生的分流，使许多“不暴利”的中小学校承担义务教育的公益目标。毕竟重点中学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非理性地往这些学校里挤，普通中学如何招得到学生？“高收费”成为一道门槛，一些因“高择校费”望而却步的学生流向一般中学，正是这种分流，让许多村办的、乡办的、镇办的普通中学在数量上保留下来，普及义务教育。

　　还有的校长们居然振振有词，说这就是“市场经济”：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一位中学教师却认为：“为小团体和极少数人牟取不正当利益，才是某些人对刺激择校需求、额外高收费乐此不疲的真正原因和原始动力。”

　　教育产业化“助纣为虐”？

　　“教育暴利的实质是教育暴力”，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受教育权和平等权是公民重要的权利，必须予以充分维护。“中小学暴利”的出现，实际上是公然践踏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对公民公平受教育权的暴力，教育的资源应得到公正的分配和使用，每一个未成年人，不管是穷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的孩子，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依靠国家教育资源牟取非法利益，其严重后果，就是把负担转嫁到本来就不富裕的学生家长身上，使得他们陷入贫困，也使得少数学生难以为继、只好辍学。当各种名目的高收费学校借机向社会敛财，为小团体和极少数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时候，许多人受教育的权利就遭到侵害和践踏。

　　在我国对教育投入尚不可能完全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人们能够理解作为补充的某些市场行为的方式，但义务教育最终成了某些群体和个人谋利的工具，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

　　据了解，乐此不疲进行各种形式的教育高收费的学校，往往隐藏起其中的利益动因，堂而皇之地打出“教育产业化”的幌子，加以搪塞和诱导。有专家指出，“教育产业化”是有特定范围的，对投资者而言，职业教育和各种校外教育机构，把教育当成产业无可厚非，民办教育也应允许合理回报。但是，在高中和义务教育阶段，在国家作为投资主体、本身就是靠纳税人的钱维持和发展的公立学校，如果还反过来打纳税人的主意，并非“教育产业化”，也不是“投资行为”，而是依靠国家教育资源牟取非法利益。

　　从事专业经济评论的魏雅华认为，这是利用手中资源牟取暴利而不是“市场经济”。所谓“市场经济”，是在竞争充分、且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

　　国家对正常的教育收费历来有明确的规定，学校要收取学生的费用，需要履行严格的报批手续。但是一些地方为了牟取经济利益，无视国家规定，自立名目、自定标准，收费项目花样翻新：考试费、补考费、夜自修费，甚至还有电扇费、桌子板凳费、危房集资费……一些学校办校中校、特长班；一些高校在毕业生办理就业手续时收取“出省费”、在办理专科升本科时超过规定标准收取教育补偿金等；有的物价部门核定只收1000元，但到了学校就如吹气泡一样放大到5万元……这些收费项目弄得学生、家长眼花缭乱，应接不暇，苦不堪言。

　　有教育专家告诉记者，造成“教育暴利”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主要的症结仍要归结于历史上所形成的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问题。在义务教育经费本来就偏低的情况下，小学和初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在微观领域又进一步向“重点学校”集中，使教育资源配置不公正现象加剧。由于这个问题的背后是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这个短期内还难以改变的现实，因此它的解决仍然任重道远。

　　暴利“黑手”凸显法律“灰色地带”？

　　“中小学暴利”给全社会敲响了警钟。教育的暴利真的是无药可救了吗？教育暴利要成永久的暴力？

　　当一些中小学校牟取暴利时，损害的不单是受教育者家庭的利益，还有教育自身的未来和社会的秩序。有人士认为，作为一个主要社会资源是全民所有的国家，穷国办大教育的现状，更有必要解决教育资源公正配置的课题。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消解，使中小学教育得到实实在在的均衡发展，而不是让中小学教育的差距越拉越大。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适龄儿童都要接受国民教育，而这种教育实行的是免费原则，这是以法律的名义确定下来的。

　　教育界有人士认为，教育暴利的背后凸显出的实际是利益问题，政府、教育部门、学校都各有利益。各个利益主体都把学生当做唐僧肉。

　　中小学收费在法律上是一个灰色地带，我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不收取学费，而在实施细则中又规定可以收少量杂费。而究竟什么是学费，什么是杂费又没有明确的界定。各种名目的合理与不合理收费就都装进了杂费的筐子里，变相收费重复收费就竞相出炉。

　　实际上，对乱收费的问题，多年来各地各部门也并非坐视不管，一些地方性的制度和管理办法也屡见于报端。有关部门还出台了教育收费公示制度，对乱收费“学生有权拒绝缴纳，并有权向价格、财政主管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举报”。也有人建议，可以尝试平衡师资力量和办学质量，实行教师轮换制度；或者把教育收费权统一由教育主管部门或统一协调的委员会等组织予以协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北京市教委今年就出台了规定，“严打”高中乱收费，规定今年各高中在招收择校生时，收取的择校费将严格控制在3万元以内，如果出现乱收费等现象，将被取消招收择校生资格。

　　而解决问题最关键的还在于，要让乱收费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有人士呼吁，应加强对教育收费审计、监督，加大对义务教育公平、公正的投入，维护每个孩子的平等受教育权。只有做到这点，教育收费才有可能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