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后的代课老师

隆九金：白天教书，晚上行医。

出吴义伟家，两个半小时车程，走一个多小时山路，2007年9月3日晚10时，我们才赶到两林乡岔河小学。跟吴义伟一样，34岁的代课教师隆九金也是一人一校，岔河小学是村小，现有一、三年级二个班30个学生，破旧的桌凳还是解放初期留下来的。刚刚下过一场雨，崎岖的山路泥泞不堪，见到记者，这位朴实的苗家汉子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即招呼一家人连夜为我们做饭。

1990年9月，村里“教了二十年的老教师”走了，岔河村也属于腊尔山区，十分偏远，公办教师派不下来，孩子们面临失学，刚从初中毕业的隆九金从曾教过自己的老教师手中接过了教鞭。有人劝他，“做代课教师辛苦又挣不到钱，还不如趁年轻去打工”，隆九金凭着对教师的热爱和不让孩子们上学的想法，这一干就是17年。

隆九金从小立志当老师，勤奋刻苦，初中毕业时想报考吉首民族师范学校，但家里太穷，连10元钱的复习费和报考费都交不起。最后，他带着遗憾接手了教舍都成了危房的村小学。

两年后，教舍倒塌了，隆九金只好把学生叫到自己家里教。他住的还是祖辈留下来的苗家老木屋，光线很暗，白天都要点灯。20岁的小伙子有的是力气，村里的同龄人邀他去打工，“教室都没有了，你一个月才五十三元，傻子才干这个，跟我们出去吧，一个月能挣四百！”隆九金说同伴去广州挣了大钱，他确实也心动过，但又一想，大山里的村寨本来就落后，要是自己不教，孩子们就要面临失学，这样会永远落后于别人。为了孩子们，这个简单而淳朴的想法支撑了他17年。

代课教师的“工资”少得可怜，看到寨子里老乡治病很困难，隆九金开始学医，先跟伯伯学传统草药，然后借来各种中西医的书籍自学，向邻村的医生求教。2001年，他正式成为了一名兼职乡村医生。

2001年也是他最困难的一年，学生越来越多，老木屋黑暗且容纳不下，隆九金决定借钱为孩子们修一个宽敞一点的教舍。他找亲戚朋友一共凑了1万元，村民们得知他要建教舍，自发组织十几个劳动力来帮忙，自己的辛苦得到了村民的尊重，隆九金很受感动。房子建成后，他把最大的一间作教室，小间作村里的医务室，自己一家仍然住在老木屋里。

从此，白天教书，晚上行医，周末种地养鸭，成了隆九金所忙碌生活的全部。

“跟孩子们在一起最幸福”

2001年重阳节，按照苗家习俗要宰鸭买肉一家人吃团圆饭，可因为筹钱建教舍，家里的钱都花光了，还借了一笔巨债。中午家家户户欢天喜地，酒肉饭香，而隆九金一家人都愁容满面，房子里冷冷清清的。“别人的父母靠儿子挣钱养老，而我还要靠父母养！”说到心酸处，这个平时坚强的苗家汉子泪流满面。

隆九金行医中渐渐积累了很多经验，感冒、黄胆肝炎等常见病他大部分能治好，村寨里的人都很信任他，病人多了忙不过来。他坚持的一条原则是“上课时间不看病”，有村民建议他全心全意帮人治病，这样收入高，做代课教师钱少得可怜！隆九金仍然坚持着他的“原则”，他的理由很朴实“钱的多少无所谓，跟孩子们在一起最感到幸福，我已经习惯了，不教书会觉得生活中缺了点什么。”

隆老师有个账本，上面记载着学生学费的欠还情况。苗寨里的山民大部分都很穷，孩子们常常交不起学费，他都是让孩子先来上课，钱可以欠着。记者发现最大的一笔2002年春季开学竟有9名学生共欠了1080元，这笔巨款相当于他一年的总收入。龙双贵和龙双子兄弟初三都毕业了，还欠着隆老师小学三四年级的学费705元，他知道两兄弟家里穷，也没有去讨要。“每年都有欠学费的，我自己垫一部分，去找亲戚朋友借一部分，凑齐交到学区。”隆老师说他从不拖欠学区的学费。妻子开始对此很抱怨，“家里本来就没钱，还把替别人交学费，你疯了！”妻子患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行动困难，膝盖处已经化脓，却一直靠草药土方维持，没钱去大医院医疗。这成了隆九金心中永远的痛。

“如果不当代课老师，钱肯定要挣得多些，能让父母不那么累，能帮老婆治病，但没有人接这个烂摊子啊，我不是看钱，而是为孩子们着想……”说到这里，现实的困窘触动了这个苗家汉子内心深处，他立即扭过头去擦干眼角。想到这些，他晚上经常失眠，但第二天在孩子们面前仍然会表现得很乐观。

令隆九金最感欣慰的是，17年他教了130多名学生，没有一个小学辍学的，其中4名考上了大学――他没有实现的大学梦，正在孩子们身上得到延续。“还是值得的！”隆老师说，“跟学生在一起我就会兴奋起来！”

现在国家免交学杂费，只收几十元的书本费，欠学费现象要少很多，但今年仍然有三个学生签了200多元。听说有自己的学生考上大学，他都要送上50元的礼金资助，苗寨里50元已是最大的一笔了。

隆九金有两个9岁和5岁的女儿，种三亩地只能一家人吃，收入主要靠父亲养鸭养猪放牛，还有自己行医，做代课教师不到300元一月的“工资”。

隆老师家的抽屉里有台录音机，用来学普通话，“但这里是纯苗区，没有普通话交流的环境，只能靠看电视纠正发音，我很担心给孩子们的普通话发音教错了”。他还告诉记者，他深感自己学历太低，代课教师得不到教育部门统一组织的培训，知识更新落后，想凑够了钱，到吉首读一个函授的大专文凭，学好普通话，争取能转正。

石元茂老师是名代课老师，但由于工作扎实，被上面任命担任学校校长。他手下的老师都是公办教师。

乡村代课教师的尊严

    告别隆九金，我们又远赴保靖县师资比较缺乏、地理位置十分偏远的吕洞山区。53岁的代课教师杨忠明是保靖县水田镇排棒村小学的校长，已有26年教龄。排棒村四面环山，山的外面还是山，杨忠明也是高中毕业后一直在这里教书，2004年以前一人一校坚持了23年。2004年由三个自然村合并成“片完小”，但公办教师还是派不下来，四个年级，三名教师都是代课教师，三四年级只好合成一个班采用复合式教学。

杨忠明老师刚接手时，教舍里连课桌都没有，他搬些砖头当课桌，从家里找几块木板钉在一起，漆上黑漆就算是黑板。从1982年每月30元“涨”到现在400元的“工资”，杨老师经历了很多酸苦。

“孩子们太可怜了，为了他们未来的希望吧！”当妻子要求他像别人一样去打工养家糊口时，杨忠明总是用这句话说服她。2004年以前杨忠明一人一校，如果离开了，孩子们就得翻过几座大山去邻村，他不忍心。无论风雨，哪怕是生病了，他还得在床上教。冬天，教室窗户破了，连黑板都结冰，他要用火融化，然后帮孩子们一个一个点上炭火，自己却站在讲台上冻得像木桩。

杨老师有两个儿子，微薄的“工资”根本不够家用，苗家人过年很讲究，他却只赊了3斤肉。从1998年开始，妻子就去附近的花垣县当保姆挣钱养家。家里只有一亩多地，远不够吃饭，日常开销入不敷出。每年开学时两个小孩的学费是让杨忠明最头疼的事情，这年两个孩子还差200元学费，他只好拉下面子找村里人借，寨子里普遍很穷，几户有钱的人家经常讽刺他，“你这么穷，借给你以后还得了吗？像你这种人，不借！”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杨忠明的心，他忍着泪默默回家，一天茶饭不思……

贫穷考验着这位乡村代课教师的人格和尊严。大儿子杨洪波下半年升初中，需要一大笔学费，杨忠明决定暑假跟几个村民一起远赴长沙附近的郊县当“稻客”，替别人收割稻子，80元一亩。1998年暑假，为了多挣点钱，他特意带上年仅14岁的大儿子，儿子死活不肯去，反问他：“这么热的天，别人家的孩子都在家玩，为什么我还要出来干重活啊！”杨忠明气极狠狠地打了儿子一个耳光，这是他第一次大儿子，继而又捧着儿子的脸颊抱头痛哭。

这一趟父子俩挣了800多元，但还完五六百元的帐所剩无几，眼看9月1日开学临近，大儿子上初中的学费还无着落。小儿子才上五年级，杨忠明含泪决定让大儿子辍学，杨洪波在家放牛放养待了三年后就出去打工了。这成了杨忠明一生的痛。“那个时候，看到别的小孩从学校回来，而我的小孩从山坡上回来，我的心如刀割啊!”

杨忠明的学生石力刚考上了湘潭大学，这几年每到过年都会提点礼品来看他，学生没有忘记他让杨忠明感到十分高兴。杨老师的书桌上整齐的排放着汉语词典和百科辞典，抽屉里一沓“优秀教师”的证书是他最珍贵和最感荣耀的东西，代课教师没有参加课文教改培训的资格，他便借来其他公办老师的资料自学。他说对教书和孩子们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周末他都要习惯性地到简陋的学校里看一看，然后很满足地离开。今年在外打工的儿子给他买了副老花镜，他很喜欢，“转不转正无所谓，我要教到眼睛看不见东西为止。”

同行的中心完小校长龙白明说，“杨忠明老师很负责，也很敬业，每年学区班级统考成绩评比都排在前三名，甚至比其他公办老师的还要好。”他还告诉记者，州里和县里的政策是要求把排棒村合并，但这里离中心完小太远了，孩子们要走十几里路家长不放心，村民们不愿意撤校，所以就保留下来。但这里太偏远，条件太艰苦，公办教师一直派不下来，就算派下来也不安下心，前年派了两名公办教师待了不到一年就走了，今年安排了两名没一个愿意来。

一个沉重的思考

“谁留城里，谁去山区，很难做决定。不愿意去贫困山区的，即使分去了，也会背着行李跑回来，有的甚至宁愿放弃教师这个铁饭碗。”作为主管教师分配的凤凰县教育局人事股长，侯国平每学期开学分配老师是最头疼的事情。“大量教师集中在县城和交通便利的乡镇”，实行全员聘任制后，好教师就跑到更好的地方去了，一些交通不便利、经济落后的贫困山区便留不住公办教师。

记者了解到，如此一来，在一些师资不够的山区，教育局把缺额交给各乡镇学区联校，让他们自行聘请代课教师给孩子们上课，以确保每一个山村适龄儿童不至于失学。“尽管省里政策不允许，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总不能让娃们失学。代课教师很苦很累，谈不上工资，每月200元左右的补贴，这还是由各乡镇的学区从牙缝里省下来的：办公经费省一点、学生收一点、村民捐一点、各项补贴拿一点，县里基本不管。”

凤凰县禾库乡学区代课教师和正式教师的比例是1：7，永顺县三家田乡学区这个比例高达1：5，在湘西的凤凰、永顺、泸溪等地偏远的贫困山区，因为历史、交通和经济状况等原因，一方面代课教师仍然作为这些贫困山区义务教育的支柱而存在；一方面按照国家政策，各地要全面推行农村教师聘任制，清退代课教师。在“取消代课教师”的进程中，留给我们更多的是冷静的思考。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8县市中有7个县属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06年，全州财政总收入15.4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962元，远远低于全省、全国平均水平，属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近年来，湖南加大对湘西教育的投入，树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观，通过实施农村集中教学和寄宿制学校建设，解决了大部分农村学生上学难的问题。但因为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湘西一些偏远山区无法集中和寄宿制上学，产生了许多教学点，记者调查发现支撑这些偏远山区义务教育的仍旧是代课教师。

记者看到凤凰县教育局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全县有近一百个教学点和延伸点（即因交通不便集中寄宿制教学实行不了的地方），大部分是1人1校的，90多名代课教师无一例外，全在偏远山区，有些地方还不通路。凤凰县基本不缺小学老师，“教师总数够了，分布却极不均衡。县城和交通便利的乡镇严重超编，偏远山区严重缺编。”

吉首市教育局长刘世强说，问题出在“城镇超编、农村缺编。教师长期逆向流动”上。每年他手上总有请调报告上百张，几乎清一色是农村教师要求进城的。

“取消代课教师，实行全员聘任，在贫困山区来说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偏远山区留不住人，代课教师偏多，正式教师老龄化严重，如果没有特别的措施，这些地方的未来令人担忧。”侯国平说，从感情上讲对不住这些代课教师，“他们往往是村寨里最穷的、房子最破，干的活多，拿的钱少，政策上不认可，在夹缝中生存。省里实行定岗分流全员聘任制后，政策上要求全部清退代课教师，但在一些偏远山区还需要他们。”

专家视角：对偏远山区教学点特设教师岗位

2006年9月1日正式实施的新《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保证义务教育制度实施，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采取多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平等地接受义务教育。

湘西州政府教育督导室在2004年公布的一份调研报告《湘西州义务教育执法检查“个案”问题》中，建议州政府向省汇报，要求省考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特殊性和湘西州的实际情况，将23人以下的教学点重新核定，允许3%的附加编全额使用，根据实际继续开办边远地区教学点。

报告中还提出，2002年统计全州小学超编906人，其实小学没有超编，省里在核实我州小学编制时，将23人以下的教学点415个连同学校、教师、学生一齐砍掉。这完全不符合我州实际，也是不合理的，这样会造成边远山区的小学生无处上学，因为我州的教学点一般离中心完小或片完小较远，最远的有10多公里，且有的需要爬山、过溪、过河，极不安全，家长也不放心把七、八岁的小孩让其独自到离家这么远的学校读书，要读书只得投亲靠友，没有亲友的只好让其在家玩。这样不但增加了农民负担，也容易造成边远地区贫困生辍学，不符合《义务教育法》就近入学等有关规定。

保靖县教育局人事股股长张付松给记者提供的一份《2007年全县小学教职工编制配备情况》显示，该县66个一人一校的教学点学生人数从4人到21人不等实行特设岗位因地制宜配备了正式教师。张付松说，近年来逐年清退和转正基本解决了这些偏远山区代课教师严重的情况。

著名教育学者、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教授提出要分层次逐步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对优秀的有一定资历代课教师转正；对工作10年甚至20年以上的老代课教师，要考虑到他们的生活，清退时予以一定的生活补助；在没有正式教师愿意去的地方，允许聘用熟悉当地情况的优秀代课教师，人选方面相对放宽一些；对不能集中的偏远农村教学点特设岗位，不局限于编制。

湖南省教育厅人事处处长认为实行全员聘任制，再加上正在实施的撤点并校、集中办学，从长远来看，这些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湖南省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办法，对38个国家和省级扶贫重点县定向招生1000名优秀初中毕业生，并签了定向培养协议，确保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对于湘西等地偏远贫困山区教学点，我们规定：低于23人的也要派一个正式教师而不要局限于编制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