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题记：《诗经》，中国文学的源头；赋体，“诗三百”的灵魂与基础。赋，是叙述，也是抒情；是记录，也是评价。本文旨在梳理中国“海归”的百年历史，追忆一代代“海归”精英的强国梦想，颂扬他们的精神丰碑。《海归赋》是礼赞，也是召唤――

　　游学于他乡，创业在故土。游学赤子，与故乡的土地从来情丝依依，血脉相连。

　　第一篇　强国梦

　　1872年，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合影

　　清末的有识之士大都感到，传统书塾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无法应对历史的挑战。“强国梦”促使人们打破传统思维。出国留学、寻求真理，然后回到本土，改造社会、富国强民，成为“时务”，成了有志青年的人生选择。

　　很多年以后，曾经是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回忆起1908年的那个夏天。

　　这年的8月，蒋梦麟负笈西行、求学美国。他在自传《西潮》中描述当年的情景道：“……上船前，找了一家理发店剪去辫子。理发匠举起利剪，抓住我的辫子时，我简直有上断头台的感觉，全身汗毛直竖。咔嚓两声，辫子剪断了，我的脑袋也像是随着剪声落了地。理发匠用纸把辫子包好还给我。上船后，我把这包辫子丢入大海，让它随波逐流而去。”

　　剪掉辫子，丢入大海。这一幕场景在20世纪初的大时代中，或许并不让人惊奇。它更像个隐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远赴西方求学之际，首先是在宣告自己与一些羁绊中国自强自立的文化因素的决裂。“辫子”的历史形象，若干年之后，还会出现。只不过，那时张勋和他的“辫子军”早已被目为“复辟”的封建遗老，被埋葬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洪流之下。

　　短短不过几年间，古老中国土地上的观念、风俗似乎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辫子”的态度，不过是其中细微的一端。一场被后来者命名为“新文化运动”的文化革新是催生这些巨变的关键。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正是蒋梦麟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期的同学，他们的老师则是鼎鼎大名的约翰?杜威。这个时代，远赴海外求学问道的“留学生”们正逐渐回国，“海归”们带回了西方的技术、还有不同于旧时传统的新观念。

　　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主将，多是有过留学经历的归国人士。除了胡适是1910年的清华“庚款留学生”，陈独秀、鲁迅（周树人）、周作人周氏兄弟等都是20世纪初留日的学生。2003年1月30日，《科技日报》发表的前国务委员宋健的文章《百年接力留学潮》中，将清光绪以降的留学生分为十代。20世纪初的留日潮和稍后的庚款留学生分别列在第三代和第四代。

　　在宋健对中国留学历史的总结中，光绪初年官派赴美的幼童成为近代中国留学之先声，尽管人数不多，但历史依然表明，从中涌现出了“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唐绍仪等人物；1877年清廷派出的海军留学生是为第二代，其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明星”，当是日后《天演论》等西方重要文献的中国译者严复；在成就斐然的第三代、第四代留学生中，除了文化运动的主将，庚款生中还有许多大科学家，诸如钱学森、钱伟长、竺可桢等人，未来数十年间，他们创造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奇迹；第五代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这群1920年前后赴法的青年中，产生了周恩来、邓小平等改变中国的巨人；第六代是20世纪20年代的留苏学生；1927―1937年的留学生和1938―1948年的留学生分别是第七代和第八代；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留苏、留欧学生是第九代，而“文革”以后的留学生则可以称为第十代。

　　反观这段百年留学潮，解读中国现代历史，人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而且关键的问题――

　　在20世纪，特别是初期，何以如此众多的弄潮儿都有过留学背景？或者，用较“现代”的话说，何以是“海归”当道？

　　从清末名臣张之洞的著名文章《劝学篇》中，我们今天可以窥见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在《劝学篇?外篇》“游学第二”中，张之洞用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检视了一番中国历史：

　　“晋文公在外十九年，遍历诸侯，归国而霸。赵武灵王微服游秦，归国而强。春秋、战国最尚游学，贤如曾子、左丘明，才如吴起、乐羊子，皆以游学闻，其余策士、杂家不能悉举。后世英主、名臣如汉光武学于长安，昭烈周旋于郑康成、陈元方，明孙承宗未达之先周历边塞，袁崇焕为京官之日潜到辽东，此往事明效也。”

　　接下来，张之洞把眼界收归到当下的世界。他论述说：日本不过是一个小国，它为什么能如此迅速地强大起来？那是因为伊藤博文、山县有朋、陆奥宗光等人，都是20年前出洋留学的学生。日本被西洋威胁，他们便率领100多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分别到德国、法国、英国等国学习政治、工商、军事，学成归国之后，受到重用，终于可以改革日本政事。由此，日本开始雄视东方。

　　此时的张之洞，已经明显感觉到，在传统书塾教育下培养出来的中国精英，无法应对历史的挑战。人才的匮乏，已成为朝廷的急务。由此，张之洞得出的结论是：

　　“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

　　张之洞在1898年的这篇政论，一言以蔽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这个所谓“三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当口，应该通过鼓励留学，向西方学习，培养新式人才，从而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改变当日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劝学篇》成书后，清廷的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又谕总理衙门排印300部，可见其主张很得人心。1900年纽约出版的英文译本更易其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

　　在如此情形下，中国20世纪初期的留学潮得以勃兴。政府为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面貌，派留学生到西方求取“真经”，进而回国改造社会；更有不少有志青年甚至自费出洋留学。前述蒋梦麟即属于自费留美学生。而“海归”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之所以尽显风流，也在于其接受了西方先进技术与开明思想，又能够在归国之后直面中国的问题，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革命事业。

　　当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史华慈将中国最早留洋的海军学员严复的思想肖像刻画为“寻求富强”（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时，这句看似简单的词语，其实正是那个大时代里，叩击中国精英心灵的最强音。青年周恩来在法国留学时所作“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一诗，折射出的，是时代的精神面貌。

　　在这样的叩问下，“留学出国”和“学成归来”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出去是为了归来，如中国的“留学生之父”、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位“海归”――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所说，为什么他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选择回到贫弱的祖国，因为他志在“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几乎在现代中国“海归”的历史源头，确立了一个传统――个人的选择虽然多样，可是背后的家国之思却是灵魂之所系，正是现代中国的命运，在一次又一次界定着“海归”真正的意义和内涵。

　　第二篇　世界梦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出国留学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潮流。青年人渴望走出去、渴望开眼看世界。他们，为了实现人生的理想、为了得到更广阔的舞台，走出国门。而多年后，留学者的归国创业，也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道靓丽风景。

　　1978年，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年，因为在这一年，中国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对于千千万万出国留学人员而言，1978年也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就在这一年，邓小平说：“要成千上万地派留学生，越多越好。”

　　这年的10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周培源坐在了华盛顿的谈判桌前。中美还没有正式建交，双方还处在互派联络处的阶段，周培源校长此行的目的，是希望落实1978－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方案。

　　今天，历史的文档已经爬满了灰尘，但是，斑驳的文字依然可以投射出当时那些当事人内心的不平静。周培源在发言中如是说道：“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幅增长。”

　　周培源此行的成果，是最后与美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次年，这些口头谅解随着邓小平的访美，变成了正式签署的协议。中国留学运动的一个全新时代开始了。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留学生的历史，可以折射出现代中国的曲折进程。新时期中，留学潮又一次悄然兴起。今天看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幅度日益增大，在各个领域之内都能够展开对话和交流，但追溯历史，在30年前，这样的情形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扩大，出国留学日益发展成为20世纪80年代的巨大潮流。

　　与从前有所不同，新一代的留学生群体，涉及的学科领域前所未有地广阔，涵盖了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各个方面；不仅有公派出国的，更有不少人是自费留学；今天许多已经成为著名“海归”的精英，都是那个时代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青年。

　　17年前，刚刚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万钢，按照德国大学特有的传统，坐上小车，绕行山城克劳斯塔尔市一周，然后到市中心广场发表了一次演讲。如今已经是中国科技部部长的万钢还记得他当时的演讲内容：“获得博士学位，仅仅是我人生旅途的一个开端”。“我将在汽车工业研究发展上努力工作，让中国的汽车工业成为世界汽车工业的一员，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开上我们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万钢毕业后在奥迪公司开始其职业生涯。从最基础的工程师干起，他几乎接触了汽车企业的各个环节。1998年，他被评为德国汽车工业界的十大科技精英之一。2000年12月23日，万钢带着科技部和同济大学的邀请回国。从2001年开始，万钢担任国家“863计划”电动汽车重大专项的首席科学家和总体组组长，在短短五六年时间，使起步比国外晚了近10年的中国电动汽车研制迅速跨越――万钢正在实现当年的理想。

　　几乎正好比万钢的归国早一年，1999年的圣诞节，在美留学工作的李彦宏也“作别西方的云彩”，踏上了返乡之路。他的归来，很快让一个全新的名字成为中国人网络生活中的新宠――“百度”。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000年初，百度在中关村正式成立。不到两年时间，他们开发出全球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并把该产品成功推向市场。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一举创下了美国股市213年以来外国公司的首日最高涨幅纪录。

　　回顾创业历程，李彦宏说，“其实创业本身一点都不神秘，而是充满了判断，充满了抉择，需要机遇，需要勇气，需要果断。”他正是看到当时国内互联网已经形成了气候，但背后的技术却很弱，尤其是中文搜索，基本是依靠国外的技术这种现状，因而作出了“回国创业”的决断，并迅速抓住商机，杀入中文搜索引擎领域，从而成为国内最有实力的互联网中文搜索技术公司。

　　在互联网的“江湖”中，海归创业有成的经典范例还有搜狐的张朝阳。这个中国IT界的传奇人物，在清华大学的学生时代里坚持冬泳，常常在冬季和自己的同学凿开湖面上的冰，跳到冰下游泳，然后享受那种刺激的感觉，周而复始，乐此不疲。1995年的冬天，麻省理工大学的博士张朝阳开始了他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冬泳”，他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未来的历史学家未必会纪录下他命运中的潮起潮落，但是，他和“搜狐”的名字却和中国的internet一起，成为新的中国社会史书写中一个绕不开的存在。

　　历史同样无法绕开的还有大名鼎鼎的中关村。搜狐公司、百度公司所在的中关村，在那里，海归创业成为了一种“现象级”。新浪、搜狐、百度、新东方……一批明星企业见证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速度；中星微的邓中翰、盛大网络的唐骏……一批海外学成回来的创业者不断创造着新时代中的传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新技术时代的中国形象正是在那个日新月异的小小村落中被勾勒出来的，而画笔则抓在一群被称为“海归”的青年人手中。

　　当年的热血青年，今日已经成长为有担当的有为之士，“海归”创业精英的成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建设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们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的接轨，对于中国在科技文化上追赶发达国家作出了卓越的不可替代的贡献。以2006年度国家科技奖的获奖情况来看，一批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摘得奖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第一完成人中有36.5%是“海归”，这表明“海归”人士中已经涌现了一批中国科研的领军人物。

　　不独科技界，现在，从政治、经济到教育、文化，从跨国公司到国有企业再到民营企业，从企业高管到广大创业者，百万“海归”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中一道靓丽的风景。

　　――历史再次把“海归”精英的个人命运与现代中国的腾飞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第三篇　世纪梦

　　历史进入新世纪，中国碰到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战略机遇期。祖国的发展，为自己的“海归”儿女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的归国浪潮，已经并将持续下去。千千万万“海归”们，必将在未来续写辉煌。

　　时间进入21世纪，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和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今天的中国获得了更好的国际环境，拥有了更强的发展实力，也具备了更多的竞争能力。毫无疑问，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这种巨大的成就也让世界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趋势。

　　在历史大趋势面前，中国为自己的“海归”儿女提供了更大更广阔的舞台。党和国家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明确了“拓宽留学渠道，吸引人才回国，支持创新创业，鼓励为国服务”的要求，推动着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多次强调：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人才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要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而深远的任务抓紧抓好。他提出，鼓励出国留学，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是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途径。这也意味着，在学成归来之后，海归人才在祖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

　　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外留学人员的回国浪潮已经印证了这一趋势。而且，这一回国浪潮还将持续下去。

　　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表明：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106.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已经超过27.5万人，仅2006年一年，回国留学人员达到4.2万人，年增长率为21.3％。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留学人员回国人数一直以超过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根据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可以预测的是，未来10年，中国将迎来留学人员回国的高峰；这些“海归”也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的81％、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的51％、国家重点项目学科带头人中的72％，均有留学经历，都可以称为“海归”人士。

　　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评价说：“当今中国是五千年来历史中创业机遇最多的时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是一个与国际全面接轨的创业时代，是‘海归’们回归创业与发展最能大展身手的时代，‘海归’创业，恰逢其时。”

　　的确如此。出国留学、学成归来，不仅是中国留学生历史上的传统，在目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明智选择。

　　中国自19世纪中期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以降，百年间，青年才俊都是本着为国家“寻求富强”、为自己“实现理想”的愿望离家去乡，大部分仁人志士，都要把回国参与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来作为出国求学最后的旨归。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最好的时光”。一方面，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空前地需要人才，特别是有创新能力、有创业本领的人才，“海归”们对中国和西方都有相当的了解，有不少对西方的技术、制度各方面有一定的认识，而且历经当年“出国”前后的历练，正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人才；另一方面，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为她的孩子们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来去自由”的方针，更有其独特吸引力。

　　祖国的舞台已经筑就，游子们能够在故乡的土地上取得多大的成就――未来的历史究竟将怎样书写这一代华夏子孙？

　　无论如何，这个问题都会悄悄潜入静静的书斋，叩问人们的心灵。人们的思绪也许会飘去西方、“再别康桥”，也许会低吟浅唱几首老歌，或是《龙的传人》、或是《故乡的云》。无论如何，在这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现代中国依然紧紧相连。

　　祖国母亲正伸开臂膀，轻声呼唤：

　　海外游子，归来。此其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