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办民校”难以遏制：谁在得益，谁在受伤？

　　“山西省知达实验学校”是由山西大学附中的初中部改制而成的“民办”学校。据悉，这所学校自1999年改制以来便引发了许多争议和混乱，但该校却越办越火，保守计算收取的学费已经近亿元，而且其中的数千万元已被私分和挥霍了。（4月8日《中国青年报》）

　　事实上，这则新闻固然扎眼，却并不令人感到多么意外。因为几乎在每个城市，类似这样的“民办”学校实在不在少数。甚至，所谓“公办民助”、“名校办民校”等，还曾被某些地方视作“教育快速发展”及“扩充优质教育资源”的“经验”；即便有关部门对这种现象的是非利弊亦曾有过相当多的犹疑，体现在政策上，仍是对这种做法的特别宽容甚至明确支持。比如，原国家教委在注意到并叫停“择校费”时，虽然明确禁止“不准招收‘择校生’，严禁把捐资助学同录取学生挂钩”，却同时又规定“允许少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招收‘择校生’”；“各地在义务教育阶段办学体制改革中，可依实际情况实行‘公办民助’、‘民办公助’、社区参与和举办民办学校等多种形式”。（2001年《国家教委关于规范当前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行为的若干原则意见》）

　　目前看来，“名校办民校”这种做法，在加重家长负担、滋生教育腐败的同时，也正在制造越来越严重的教育不公，不仅对教育自身健康发展的危害日益凸显，甚至已经影响到整个社会公平的实现，实在是个很糟糕的“经验”，已经到了必须立即禁止的时候了。

　　现代竞争社会有一个显著特征，即一个人的职业能力往往取代了家庭背景等，成为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职业能力又基本上取决于其接受教育的程度。是故，促进和保障教育机会公平，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是得到广泛认可与支持的教育价值原则，同时也是人们对政府越来越强烈的要求。

　　虽然近年来教育质量总体上有所提高，然而教育不公平却反呈愈演愈烈之势———时下在许多城市正呈白热化的“小升初战争”便是明证。争抢的后果，是使择取名校也成为特权的标志，成为权力、财力等的象征。由报道中可知，此次被曝光的“山西省知达实验学校”，每年招生时便正是如此：必须是特别有“神通”的家长才有可能为孩子争得该校的入场券；在高昂的学费之外，“招生背后存在黑金市场，交易价超过5万元”。

　　由此或可以知道，为什么这种现象不仅禁而难止，而且愈演愈烈。其一，这种做法的存在，使教育优质资源人为集中起来，从而拉大了教育质量的差距，可使社会强势阶层很明确地获益。换言之，这种做法迎合了时下“强者通吃”的潜规则背景。其二，允许这种做法，使政府向教育投入的紧迫性大大被缓解，“政府投入”异化成了“家长投入”，所以地方政府往往也明里暗里支持这种做法。其三，这种做法也使学校获得了非常巨大的利益。几种合力之下，如此“民办”学校当然难以得到真正的遏制。

　　但是，这种做法正在使社会付出越来越大的代价，如教育者的理想丧失和价值观变异。可以说，当“因材施教”成了“因财施教”，教育的核心价值观遭到破坏，对教育发展的负面影响实在是难以估量的；再譬如弱势阶层的受教育权问题。以“名校办民校”等种种形式体现出的教育不公，最终或将进一步拉大阶层差距，诚可谓对底线公平、起点公平的破坏，实乃社会和谐发展的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