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导演拍摄记录片：中国人明显患了英语狂热症

    在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444天时，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扛起手中的摄像机，决定拍一部中国人学英语的纪录片，《我为“英语”狂》。“从学生到老人，中国人很明显已经患了英语狂热症。”

    如果不是“英语”，又非赶上奥运这个契机，美国退伍陆军上校杜大卫（David Tool）即便打过北京出租车司机孟寒光的的士，估计从此也会与他毫不相干。

    事实是，杜大卫从未坐过孟寒光的的士。然而在距离北京奥运会还有444天时，他俩被“英语”联系在了一起。只因那天，新加坡纪录片导演莲·派克（Lian Pek）扛起手中的摄像机，决定拍一部中国人学英语的纪录片。

    就这样，北京的士司机孟寒光、外教杜大卫、退休老人杨景琇、警察刘文立、广州小学生李琪琪、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等，这些原本毫不搭界的人，陆续被她摄入同一部影片，甚至同一个镜头之中。

    “我需要的就是不同的人身上发生的故事。”莲·派克说。这位女导演力图通过这些故事，来记录中国发生的变化。她原本带着不解和疑问，试图从这群角色完全不同的人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但她最终也没有找到，却被镜头中的一个个具体角色所感动。

    镜头中的人们要讲述的故事，都事关一个共同的主题：英语。

    中国人很明显已经患了英语狂热症

    2008年7月13日，星期日，北京枣营北里小区的国际青年中心在上午9时才开门，但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8时半时就守候在门前的石凳边了。75岁的杨景琇老人匆匆锁好自行车，对正准备进门的老李打招呼，不是“吃了没有”，而是“Good morning”。一直到11时课程将近结束，两个头发全白的老人交流时，再没用一句中文。

    同老杨前后脚进入国际青年中心的人，是一群与他一样早已退休、头发花白或已谢顶的老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北京奥运会城市志愿者。这一天恰好是北京申奥成功7周年的纪念日，很多地方在举行庆祝活动，这里的英语沙龙则如常进行。

    老人们大声地朗读着英语。志愿者老师不停地为他们纠正着发音。这些场景，都曾被莲·派克悄无声息地收进了自己的镜头。

    在沙龙上，为这群老人讲解点评的，是须发皆白的美国人杜大卫。

    “你可以叫我‘老杜’。”他指着自己名片上的中文名字用蹩脚的中文说道。脸上则挂着轻松的微笑。

    学生杨景琇则没有老师杜大卫这么轻松。“时间总是感觉不够用。”老杨焦急地说。距离奥运会越来越近了，老人希望自己的英语水平能有个飞跃。

    “每礼拜一、三、五的下午三点，我教一个加拿大人中文，他教我英文；礼拜二另外一个加拿大人教我们英语，礼拜四、日杜大卫教我们。礼拜六，我们去朝阳图书馆的银色年华英语沙龙。”他扳着指头数每周的课程，总感到时间不够用。

    孟寒光则没有杨景琇老人这么充裕的时间。然而早在2007年5月22日，他就切实意识到“目前，学习英语是首要任务”。这一天出车时，老孟像往常一样，将车内镜子上自己用笔写的倒计时数字由“445”改为“444”。然后，他赶往公司去学英语。一路上，他一再对莲·派克阐释，窗口行业学习英语的重要性。

    在公司组织的英语培训班上，孟寒光跟着老师念英语时总是最卖力。这让前来蹲点的莲·派克瞄上了，并决定将他作为拍摄对象之一。

    作为CNN和BBC曾经的主持人和记者，莲·派克在过去几年，频繁地往返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之间。每次到北京，她都感受到这个城市在改变。

    不过，最让她印象深刻的，不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宏伟建筑和比赛场馆，而是身边讲英语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想研究这背后更多的东西：他们在哪儿学英语？谁教他们？这种学习英语的范围有多广泛？”莲·派克在给记者的邮件里这样写道。在她看来，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国跟世界做生意的统计数字，人们在媒体上看到和听到的已经太多了。而她想做的，是真正了解中国人如何通过英语来与世界接轨。

    中国给了她做这件事情的机会。2008年春节期间，在老舍茶馆，门口迎接她的服务员，吆喝时一口的京味，用的语言却是英语。在大董烤鸭店，在秀水街服装市场，在出租车公司，她看到人们为了念对某个发音，不厌其烦地重复练习，各个单位的英语培训搞得如火如荼。而在广东，她遇到了正在举办疯狂英语训练营的李阳，和一群正为英语疯狂的年轻学生。

    当了解得越多，她便越对这场英语学习的全民“运动”感到惊奇。在她看来，任何国家都不会像中国这样，因举办奥运便会如此疯狂地去学习英语。当看到一些六七十岁的老人，竟像孩子一样，充满激情地钻研英语时，她最初的惊奇，变成了最终的惊喜。

    “从学生到老人，中国人很明显已经患了英语狂热症。”莲·派克赞叹道。

    这是为什么？她想弄明白。

　　用英语捡回的脸面

    当莲·派克把镜头对准杨景琇等一批老人英语爱好者时，老人们则向她推荐了北京市民学外语的典范刘文立。

    42岁的刘文立是北京市西城区北海公园派出所的民警，从1995年开始自学英语，至今已能简略讲13种语言。

    面对镜头，这位民警一如既往地秀了他那段用13国语言串起来的脱口秀。有网友看了纪录片发行方在网上发布的宣传短片后评价道：“简直秀逗了！”

    如今，站在景山之顶的万春亭下，说起当时拍纪录片时的情景，刘文立始终觉得那是自己“拍得比较失败的一段”。而当他回顾起自己学英语的历程时，竟夹杂着几丝难言的酸涩。

    1995年在世界妇女大会会场周围执勤时，因为不懂外语，令他在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士面前“丢了脸”。从此，他发狠学起了英语。由于在派出所只是个电工，加上平常说话有点儿结巴，使他担心别人知道自己学英语后会说风凉话，于是只能偷偷摸摸地学。

    但最终还是被人发现了。“就你，还是歇了吧。”风凉话果然如期而至，但刘文立一直厚着脸，决定坚持到底。

    “第一条，就是臭不要脸，要敢开口说英语。”有大学生游客在亭子下认出了刘文立，向他讨教经验，他揪了一下自己的脸说道。

    终于，刘文立那张一度丢了的脸，在6年之后完全拣了回来。2001年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极大地调动起北京市民学外语、讲外语的热情。当年10月，刘文立所在的公安系统举行了英语演讲比赛，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获得了西城区第一名。

    领导为了让他发挥特长，并起到带领其他民警学习外语的模范作用，在2002年3月把他调到北海公园派出所，负责在外国游人较多的景山公园执勤。而在此之前，为了跟老外练习英语，身着警服的刘文立曾多次冒充这个地段的民警，主动跟老外搭话。

    现在，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做这一切了。

    刘文立患有牛皮癣，遇冷容易发作。莲·派克找到他那天，气温零下四五摄氏度。但他还是忍着浑身的不舒服配合拍摄。

    原因很简单。“既然是宣传北京2008的,那我就干。”他说。

    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

    如果说刘文立所经历的巨大变化，是外部环境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那么，杨景琇和杜大卫此后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则多少是一种跟随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

    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暑假，68岁的老杨正坐在新东方少儿英语培训班教室后排的座位上。教室前排，当老师念banana和apple等水果名称时，由一群来补习英语的学前班孩子指与名称对应的图片。他5岁的孙子也坐在前排，不过有点儿心不在焉，这让老杨很是着急，忍不住自己也跟着念了起来。

    “我这辈子就只能赶上这一次奥运会了，如果不能参与奥运，会终生遗憾的。”如今已经75岁的老杨，一脸真诚地告诉前来自己家里拍摄的莲·派克。当然，他这个年纪参加奥运项目已绝没可能。他最大的心愿是当一名奥运志愿者。

    早在2000年年底，老杨就找到三里屯街道办事处，表示自己想学英语。那时，社区里还没有人组织英语培训，领导让他等着。于是，老杨只好以照顾孙子的名义去新东方“陪读”。结果1年陪读下来，孙子因为不爱学也不爱练，口语水平已经跟他这个陪读生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也正是在7年前的那个秋天，来华已三年的杜大卫，决定告别兰州大学英语老师的教职，开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书生涯。

    来到北京后的老杜发现，北京街头的路标和商店门牌上的英语标注慢慢多了起来。

    “中国人在为奥运做准备。”他注意到了这个城市在为未来做改变。不过，当再仔细看时，他忍不住摇头感叹，“北京博物馆和京剧院牌子上的英语特别的不好。”他发现北京不少公共场合里的英语标注“错误太明显”。

    尽管他的汉语至今说不利索，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发现的错误拍下来，然后把照片洗出来寄给市有关部门。

    不久，老杜就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委员会的专家顾问。从此，北京街头有了一个专门给双语标识“挑刺儿”的白胡子老外。

    “我要帮你们改过来。我是志愿者，你们不必给钱。”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告诉对方。

    老杜还干的一件“不必给钱”的活儿，就是给老杨他们这些老年人当老师。

    学英语多好啊，挣老外的钱，还可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

    在老杜做志愿者给北京“挑刺儿”的这7年里，老杨也把自己培养成了一个奥运会城市志愿者。

    “这7年我没闲着，花了很大精力学英语，每天不少于三个小时的语言环境。”老杨说。平时他就三件事：必要的家务、锻炼身体和学英语。其中英语占去的时间最多。

    2001年北京申奥时，有一段纪录短片，曾给前来北京考察的国际奥委会委员们留下深刻印象。内容是团结湖社区一个叫科里的美国青年，义务教社区的老年人学英语的故事。

    求学无门的老杨，后来无意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家并不在团结湖社区的他，找到社区主任，表示想学英语。社区主任看到班里只有10来个人，就答应了老杨的请求。

    班里的学生后来越来越少，只有“借读”的老杨，一直坚持到了最后。

    2002年，北京市有关部门成立了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隔三差五便可以在街头上看到大大小小的讲外语活动。据组委会统计，这一年北京市的外语人口有312万。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和杜大卫一样，也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顾问。调到景山公园执勤的刘文立，从这一年开始，被树立为榜样，并开始适应媒体对他不断变化的称谓。“民警里的英语发烧友刘文立”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双语警察刘文立”，他在各种讲外语活动上，被隆重推介。

    而此时的老杨，由于意识到语言环境“很重要”，经常在三里屯的大街上，找机会跟老外用英语交流，或者在三里屯一家肯德基里面学英语。渐渐地，他开始觉得不大合适，因为“不吃不喝，时间长了，人家会嫌弃”。于是，他把阵地从肯德基转移到朝阳区图书馆的老年人阅览室。

    事情很快又有了转机。2004年3月15日,老杨在图书馆的留言册上建议，把老年人阅览室用来组织老年人们学英语。正想办出特色的朝阳图书馆，在3月27日便成立了银色年华英语沙龙。经媒体报道，前来交流者越来越多，海淀、丰台、通州、门头沟、甚至河北涿县爱好英语的老年人，也有人过来。

    当公开场合刘文立名字前面的称谓，变成“会说13种语言的警察”时，时间已经到了2005年。

    这一年，勤学苦练英语口语的老杨，拿到了北京市英语口语等级考试的中级证书；出租车司机孟寒光第一次被评上了首汽集团的三星级员工；李阳则辗转在全国各地，传授他的疯狂英语。

    而到了这一年的11月11日，距离2008年8月8日正好1000天时，北京奥组委公布了奥运会吉祥物5个福娃，福娃的名字组成“北京欢迎你”。北京市民讲外语组委会，当天提出“迎奥运1000天，说英语1000句”的口号。大多数接受培训的市民，学会的第一句英语便是“Welcome to beijing！”（北京欢迎你！）

    尽管和大多数市民一样，英语口语表达还很吃力，但孟寒光还是尝到了会两句英语的甜头。有一次，他和一帮出租车司机在华润饭店排队趴活儿，见一老外在饭店门口张望，司机们争着用中文跟他打招呼，不懂中文的老外根本不理会。直到他一口气喊了组“Hello，good morning，how are you”等乱七八糟的英语后，老外径直走了过来，手里的纸条写着“我要去上地”。就这样，孟寒光整整拉了这老外两个月。

    这位在莲·派克的纪录片里，一度不知道“Australia”和“Spain”是哪个国家，但会说“Want a taxi？”的司机，如今在车上没客人时，会抽空看看自己写的英语卡片，或听听的士英语。

    “学英语多好啊，挣老外的钱，还可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孟寒光说道。他难掩脸上的欣喜。

    而向外国人传播中国文化，也是老杨多年的夙愿。2005年3月底，通过严格的英语面试，老杨被故宫博物院录用为志愿讲解员，分在钟表馆。为了成为这个志愿讲解员，老杨需要对着100多件钟表，用英语讲解40多分钟。需要在三个月内，熟悉钟表馆的各种相关材料。为此，他不辞辛劳到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以及朝阳图书馆去查询资料，甚至还专门去古观象台，查询关于日晷、铜壶滴漏等古老钟表的材料。

    到2007年年底，老杨一共在故宫讲解了113次。在去故宫的路上，他时常唱着英文歌曲，不过《两只老虎》这样的中文歌曲，歌词改成了英文。

    虽然已经半年多没去讲解了，但这位故宫的第061号志愿讲解员，现在仍能用英语把“铜壶滴漏”的历史和工作原理讲得头头是道。

    你做好了你自己的工作，就是给北京争光

    “老杨现在在我们这条街上已经小有名气了，大家都很敬重他。”三里屯雅秀市场前志愿者站点的一位中年志愿者，提起老杨时伸出大拇指说道。

    曾是北京机电研究院机械工程师的老杨，为了当好奥运志愿者，跑遍了三里屯这条街上每一栋有饭店的大楼，然后回家接连几天忙到夜里12时，画出一张详细的餐馆路线图。

    “合着你就会干这些啊？”老伴有些不满，因为孙子正小升初，老杨却忙得顾不上管。

    而培训班里正在搞演讲比赛，展示大家学英语的成果。为了搞好这次演讲，老杨可是下了一番大功夫。他把自己写的文章，先找加拿大老师修改，请他朗读后用磁带录下来，自己再用复读机反复听，模仿他的发音。

    “我得让别人基本上听了是这个调。”他说。因为多年跟老外学英语，他的发音已经相当标准了。

    这些年，为了讲一口标准的英语，老杨共用坏了6台复读机。商家在获知他是为奥运苦学英语的事迹后，决定特别支持他：每次用坏了，可以用旧的免费换取新的。

    在学外语上，老杨倒没花多少钱，但为了当好志愿者，他可没少花钱。他经常随身携带一张30元面值的中国网通IC卡。这源于他过去的一次经验。

    有一次，三里屯街头，一个南非黑人，拿着手机跟路过的人比划，没人懂他在说什么。老杨便主动凑过去，一句“Can I help you？”让愁眉不展的小伙子喜出望外。原来对方的手机没电了，需要跟家人联系。老杨随手把自己的IC卡掏出来，让他在路旁的公用电话上打。几分钟国际长途通话后，小伙子问：“How much？”老杨用英语回答：“不要钱！”

    老杨所在的志愿者站点位于酒吧一条街。他经常能碰见老外手机没电或没钱的情况。前不久在大北窑地铁站门口，他又碰到了类似情况，不过这次是个丹麦人。老杨依旧没向他要钱。

    “我要给外国人留下一个好印象，这个好印象不是给我个人，而是给我们北京市民。作为一个志愿者，你做好了你自己的工作，就是给北京争光。”老杨说。

    不过，类似的情况遇得多了，老杨慢慢也总结出了经验：不给对方手机，用手机往国外打电话，一分钟就好多钱，那咱这手机受不了。如今30元钱的IC卡，找到合适的地方，18元钱就能买到。钱省下来了，老伴的意见也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老杨学英语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为考试、不为拿分、不为拿文凭，只是为了交流。奥运会期间很多外国人要来，他们需要帮助，他们问一些问题，我们得回答他们啊！

　我想用英语改变这个国家

    “我讲英语不是崇洋媚外，我是可怜外国人不会汉语。”在一所大学的操场上，李阳正大声地重复着他推广疯狂英语的理由。台下是一群手舞足蹈的大学生，他们正为自己偶像的到来而激动。

    “想一想，数学再难，英语再难，也没有爸妈供我们上大学难。”只需三言两语，李阳已经将台下一分钟前还在跟自己声嘶力竭地读英语的学生感动得潸然泪下。

    2008年春节期间，这个试图想“让三亿中国人讲一口流利的英语”的男人，一如既往地在广东从化举办他的李阳疯狂英语冬季训练营。

    为期10天的训练营，收费8000元，小学六年级学生琪琪因为此前听过李阳的讲座，可以享受打八折的优惠。她在广州从事个体户经营的爸妈，只需为她这10天的培训支付6400元。

    “我那个时候特别累，特别特别地累。”如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11岁的小女孩还是忍不住叹息。小女孩未来想做翻译，“因为李阳老师说，做翻译讲几句话，就有几万块钱。”

    训练营里，平时睡9个小时的她，现在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课堂上，她很想睡觉，可想到爸妈为自己交了那么多的钱，她还是一再告诫自己，再坚持一会儿。而她背后的墙上，则贴着大大的标语“你有没有想过你配不配吃这顿饭？”

    在小女孩的想像里，只要学好了英语，以后就可以去美国的大公司工作。“那里有很多美元赚，可以做翻译，养爸妈。”尽管在寒风中听黑人教官训话时，她一脸茫然地含着棒棒糖，但孩子的心中还存着这样一个朴素的梦。

    最终实在坚持不住的她，在莲·派克的镜头下，躺在几张凳子上睡着了。上课实在撑不住的时候，她会把头埋在同学的怀里悄悄睡一会儿。她是训练营里最小的学生，所以老师和同学都很照顾她。

    当她的一阵忘我的英语朗读获得高分，被评委老师高高举上肩头后，小女孩的训练营生活也正式宣告结束。

    而李阳老师，又开始了他另一端奔波的旅程。“我很累，我非常累。”在不停颠簸的车上，李阳诉说着他的心声。不过，他觉得自己不能停下来。“有太多的人还需要我去教他们。我想用英语改变这个国家。”说完这些，镜头里这个自信的男人还是在汽车的摇摇晃晃中睡去了。

    他真的累了。

   英语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开放的心态

    就在李阳沉沉睡去的时候，奥运也早已跨过2008年的门槛，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统计，2007年北京市外语人口已达到550万。李阳的“哥们儿”刘文立的名字前，又多了一个称谓：“奥运公益民警”。

    被越来越长的名号加身的刘文立，这一年，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与奥运相关的活动，或是免费给各单位做公益性质的学英语讲座。奇怪的是，这位奥运公益民警，在给人做报告时从不结巴，讲起英语来也时快时慢、随心所欲，但当跟他用中文聊天时，聊着聊着就有点儿结巴。提到自己时，刘文立一般不用我，而以“本人”自称。

    在北京学外语圈里混出的名声，常常让刘文立觉得自己还算成功。参加活动时，他很喜欢和名人合影，并把照片发在自己的博客上。但失败感也很容易涌上他的心头，因为同样是名人，他每天还得倒三趟公交车上下班。“哪有名人过这种生活的？”他反问。

    他和被清华学生称为“馒头神”的张立勇是很好的朋友。他很羡慕这位朋友如今能在外国的大公司做事，收入不错。刘文立没有孩子，妻子加班的时候，他常常靠学英语来打发时光。“英语就像是我的孩子一样。”他说。

    目前的刘文立正期待着6年后的生活。因为6年后，他就可以办退休，然后就可以像张立勇一样。

    而出租车司机孟寒光从没敢想过退休生活。他还在吃力地学着英语，尽管经常被10来岁的儿子嘲笑：“您那不行，老外根本听不懂。”但他还是不愿放弃。因为他那几句并不流利的英语，这几年带给了他太多的东西。他成了为奥运官员服务的司机，时常还会拉一些固定的外国客人，这也让他在日常的服务中变得更加细心。他除了学英语，每天都会买一份报纸，将报上的天气预报折整齐，夹在车前，以提醒乘客注意天气。

    孟寒光的努力也没白费。在2006年被评为集团的四星员工后，去年他又被评为五星员工。

    “几千人的集团里，就这么6个人五星啊。”孟寒光说话时脸上一副美滋滋的表情。当得知莲·派克的纪录片即将公映，自己与杜大卫、李阳这些英语名人出现在同一部片子里时，他掩饰不住自己的欣喜，说：“那一定得去看看，里面可是有我自己啊！”

    2008年春节，外教杜大卫又去剧院看了场京剧《美猴王》。不像其他观众只盯着舞台上的演员，他不时看着舞台下面的中英文对照电子显示屏。这次与上次不同，他自始至终没有发现什么英语错误。不过在新东安市场前的场地上，他还是发现了一句很有名的奥运口号，开头就漏掉了一个字母。

    从那之后，以前只是断断续续过来给老杨他们上课的老杜，这半年来坚持每周都过来。在他看来，奥运已经来了，但中国人的英语还要走更远的路。

    “英语带给中国人的，不只是一种交流的工具，而是一种开放的心态。”带着疑问来的莲·派克，找到了她需要的一部分答案。不过，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她也发现自己已经被悄悄地改变。

    “整部影片是激励人心的。不仅关于学英语，还有关于梦想和坚持。你可以把它推及任何想达到的目标。”她原本想发现是什么让中国人如此狂热地学习英语，结果却发现自己完全被这种热情所感染。“我从中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坚韧、勤奋、自信和对梦想的渴望，让我意识到这是创造任何成功的必备品质。”

    回到新加坡后，只会说汉语却不会认汉字的莲·派克，为自己这部在中国大陆拍摄的纪录片取名：《我为“英语”狂》（Mad about Engli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