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教育工作者：京城中学择校费12万不算是最高

　　基础教育＝应试教育，认为这个等式不成立的人可能很少。在79岁的老教育工作者敢峰眼里，教育大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很严重的危机，那就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它就像“温水煮青蛙”，慢慢加热，结果使人失去了逃生的机会。

　　这位昔日的北京景山学校校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顶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在“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研讨会”上，以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激昂而急切地声调说：“再不猛醒，我看就逃脱不出来了。”敢峰的忧虑还在于，很多人对应试教育“有点麻木不仁”，一些教育战线的同志甚至把它当做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

　　他用“苍白无力”来形容已经喊了多年的素质教育，而相对应的是，“应试教育如风助火威，愈演愈烈，说它是摧残青少年儿童，我看一点也不为过”。敢峰称应试教育为教育领域里的“癌症”，使整个教育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现在讲应试教育，我们是世界第一，没有哪个国家搞应试教育搞到像咱们这个程度。如果从培养人才来说，应试教育＋现代社会＝机器人制造车间”。

　　敢峰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至少有三点：教育改革至少滞后十年，丢掉了教学改革最好的时机；基础教育事业虽然发展很快，规模也很大，但是没有科学发展观来统领，缺乏战略思考。第三点原因，他将之归咎于“教育主管部门的麻木不仁，少远见、缺乏作为”。

　　王晋堂是北京一中原校长、从事基础教育已有40多年，和敢峰一样对其热爱的教育事业充满警醒和忧虑。他的发言透露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原因：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其背后有来自既得利益者者的推手。

　　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打工子弟“小升初”，考上了北京一所著名的中学。孩子的父母心想肯定要交点费用，便把这几年辛苦工作积攒的五万元钱都带上到学校报到，结果校方嘴里吐出了一个足以让很多人傻眼的数目：12万元。“这是碰上劫道的了”，王晋堂说，“但是教育界的人不这么看，觉得这是少见多怪。”根据他的了解，12万元绝对不是北京市今年择校的最高收费，“有些数字说出来，别人都不相信”。

　　王晋堂认为，基础教育30年的发展出现了两个显著的问题，一个就是重点校到示范校的转变，一个是在教育产业化的大潮下，国有资产流失，公立学校变成民办学校。

　　这些遭致大多数人痛斥的做法却一直难以改变，其中有来自既得利益者的巨大阻挠。那么谁是受益者呢？王晋堂给出了答案：第一受益者是一部分学校，第二受益者是政府和有关教育行政部门。一些政府把重点学校当成了对外展示的窗口和自己的政绩。

　　2006年《义务教育法》公布之后，在法律上结束了重点校、重点班这种教学体制。但这两年来，王晋堂深感《义务教育法》在实施过程中的“阻力重重”。据他介绍，北京市从2007年开始启动制定《义务教育法实施办法》，可是至今还没有出台。

　　他由此感叹：《义务教育法》真正落实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