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校长刘长铭：我的人生中最难忘的一位老师

　　每逢过年，同学都要聚会。聚会常使人想起学生时代的往事。

　　我上初中二时正是文革期间，那时教语文的是一位梁先生。他是高中留校生，教过俄语、英语、政治、语文，是个“万金油”老师。他最擅长的是俄语，上课时常随身带着一本《列宁全集》，你随便翻开一页，他都能流利地朗读，语调很好听，有时我们还要他唱俄文歌曲，比如《国际歌》什么的。后来对他了解多了，才知道他是一位语言天才，自学过德、法、西班牙、拉丁语等，当时正自学阿拉伯语，据他说是因为喜欢阿拉伯文的书写体。文革中，他被打成“牛鬼蛇神”，受了不少的罪。听说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就离开学校去了研究所，凭借深厚的俄文功底专门从事东欧经济研究。尽管遭受不幸，生活十分清贫，但他总是风度翩翩，讲课慷慨激昂。他曾给我们朗读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演讲词，听的我们这些小孩子激情澎湃。他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正经学历，教课也不入正流，用现在的标准评价算不上什么专业水准，但他却是我们最钦佩的教师之一，确切地说，很多学生都崇拜他。

　　那时正是“读书无用论”最盛行的年代。我们班是全校有名的乱班，经常上不下去课，所以教学进度常落在别的班后面，别的班上了什么课，我们往往都事先知道。有一次上语文课，内容是听梁先生念一篇小说，但这可不是搞什么“文学欣赏”，那年头还有什么欣赏可言。我们这些小孩除了写批判稿开批判会外，几乎什么都不会。上中学主要是搞运动和劳动，如学工学农，三夏劳动，冬天拉练等，一年能上四个月的课就不错了。不过那时劳动中练就的本事在我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还是很有用的。我们早就听说这篇小说是“大毒草”，听完要开批判会，以便提高我们的“阶级觉悟”和识别能力。在那个时代，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思想单纯的不得了，很多人还没听小说，就已经有了“阶级感情”和“阶级立场”，其实小说听不听并不打紧，不听也照样能开批判会，不就是喊口号骂人嘛！

　　小说是王愿坚的《亲人》，讲述的是一位将军和一位老人的故事。一天，这位将军回到家，妻子告诉他说父亲来了。他很奇怪，因为他父亲早已去世了，但他还是决定见见这位老人。客厅里，他眼前的是一位蜷缩在沙发中的瘦弱的可怜的老人。显然，老人是把将军错认为自己的儿子了，滔滔不绝地和他讲儿子小时候的事。老人的确是将军的同乡。将军一边听着老人絮絮叨叨，一边努力回忆着那些和自己一同参军的伙伴，猜想老人可能是谁的父亲。他想起许多长征中失去的战友，意识到在自己的肩上承担着那些先他而去的战友的使命。最后，将军将这个苍老、虚弱、盼望着找到儿子并把见到儿子当成自己生命唯一支撑的老人认作了父亲，制造了一个充满人性的感人至深的谎言。

　　梁先生显然没有把这篇小说当成“大毒草”来念，他充满磁性的声音把小说的情感细节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篇“大毒草”，都知道听完了要进行批判，也许我们这些孩子们当中有些已经做好了批判的准备。当时的课堂静极了，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班从未有过如此安静的课堂——除了老师的念书声，还有一片低低的抽泣声——几乎每个同学都哭了。

　　40多年过去了，我后来一直没有把那篇小说找来读过，我担心在有了后来的人生经历后再读那篇小说，会找不到当年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宁愿保留一份残缺的记忆。但那节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后来，教育成了我的终身职业。我深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永远会深藏在每一个人心中，我们应当努力去挖掘，去唤醒，让它发光，让它照耀。这是我们作为今天的教育者最重要的责任和使命。因为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对于每个家庭都很重要，对于未来的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都很重要，这就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善良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