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把上学当成了一件痛苦的事，哪里出错了？

　　“语文：读3篇文章、写3篇读书笔记、做6页语文练习册、做2页写字练习、写一篇日记（不少于一页半）；

　　数学：数学题改错、做8至9页的数学练习题、做5至6页数学测试卡、完成300道口算题。”

　　这是北京海淀区一个四年级小学生周末要完成的家庭作业，“如果一点儿不休息，并用最快的速度完成，我女儿做完所有这些作业也要花整整4个小时。”在2月21日召开的“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为教育改革和发展建言献策”的专题研讨会上，一位北京家长介绍了自己孩子的家庭作业情况，引起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正在广泛征求意见中，基础教育的现状和改革方向成了人们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为此我们采访了学生、家长以及教育专家杨东平，请大家为基础教育把脉。

　　那么多学生都在经历一样的痛苦，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现在，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给我们的压力都太大了，我们的生活一天到晚排满了学习，很多学生为了逃避压力，便泡在网络世界里沉迷不能自拔。”高二男生郑容就读于北京市海淀区一所不错的中学。

　　小学时郑容学习并不很努力，却基本能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由于“老实、听话”也很得老师喜欢，“小升初”时以第一名的录取成绩进入初中。但是，在不断增加的应试压力下，郑容越来越找不到方向，初三时成绩排在了班里的倒数几名。

　　在父母的多方努力下郑容上了高中，但他却厌学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抵触学习，上课一点儿听课的心思都没有，每天除了画画就是上网”，郑容说，自己想到了退学。

　　后来一位朋友痛骂了他，说他是在逃避。“是的，虽然现实比较黑暗，但是不接受客观规律就会受到客观规律惩罚。”郑容说，他想明白了，重新回到了学校。

　　爱思考的郑容仍然十分困惑：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为什么我曾经对学习那么抵触？“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这样，那可能是偶然现象，可是有那么多学生都在经历跟我一样的痛苦，一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郑容说。

　　“我国城市基础教育出现了畸形化，严重背离了义务教育的教育目标，尤其是将考试压力下放到小学阶段，这种摧残更加令人不能容忍。”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基础教育需要进行从教育观念到教育过程的彻底改革。

　　杨东平认为基础教育的问题可以归结为两个最为突出的问题：愈演愈烈的择校热和严重的应试教育。“这两者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择校竞争是以应试教育的成就作为筹码的，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择校竞争力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升学率，不断增加学生的应试压力。”杨东平说。

　　这种情况下，孩子们把上学当成了一件痛苦的事。

　　学校等级化与钱学交易合法化

　　对于择校竞争和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原因，社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解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短缺的优质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杨东平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我们的优质教育资源与5年、10年前相比增加了很多,而我们的学龄人口却在大幅下降。目前基础教育阶段的这种乱相不能用供求关系的矛盾来解释，它是由一些更为具体的教育政策造成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点学校制度。”

　　我国的重点学校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建立的，是与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我国明确规定要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中小学校，为上一级学校输送优秀的人才，所以实施了重点学校制度。实施义务教育法后，这样的教育价值和教育目标显然不合适了。国家也曾多次强调义务教育阶段不许举办重点学校，但各种变相的重点学校依然大面积存在。

　　如果进行粗略的划分，目前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可以划分为：城市重点学校、城市普通学校、农村重点学校、农村普通学校四等，如果再到具体的区县、学区，这种等级分层就更加复杂了。

　　重点学校享受很多特殊政策和待遇，比如能在大范围内录取高分学生，形成“摘豌豆尖”的教育；可以招收择校生和“共建生”，从而获得巨额收入，教师待遇远远高于普通学校。又如，有更多的高级教师的名额，等等。

　　一次，在一个民间教育研讨会上，北京市海淀区人民大学附近的一所示范中学校长发言：“我们学校给学生提供的是真正的素质教育，能开设十多门外语……”话还没说完，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站了起来：“你们录取了全市最优秀的学生，拥有雄厚的教育经费，你当然能开出那么多外语课，如果也给我这样的学生和经费我能比你做得更好。”

　　如果说重点学校制度使得学校之间产生了差距，那么择校和择校费制度则使得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择校费制度是从高中收取择校费开始的。”杨东平介绍，高中教育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之间存在差距，高中教育具有淘汰性和竞争性，因此国家为了规范高中阶段的择校收费问题，提出了“三限”，即“限人数”、“限钱数”、“限分数”的政策。

　　“钱学交易由此合法化了。”杨东平说，择校费开始不仅存在于高中阶段了，初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出现了择校费。虽然国家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严禁收取择校费，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收费却被默认了。而且由于这是一种不合法的收费，主管部门无法规范它，因此收费更加无法无天。

　　“如果我们仅看生均拨款的话，国家对每个学校是一视同仁的，但是重点学校通过择校费、共建费等获得的教育资源，远远高于普通学校。学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是造成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屡禁不止的根本的制度性原因。”杨东平说。

　　实行问责制政府要作为

　　“如何破解‘进了好初中才能进好高中’的难题呢？惟有进行中考改革。”杨东平说。

　　实践中，有不少地方已经进行了有益的变革尝试。

　　安徽、山东、沈阳、大连、盘锦等都已经尝试进行中考制度的改革了，他们把重点高中60％~70％的名额下放到每一所初中。学生无论在什么样的初中，只要在中考中通过了录取的及格线都有机会上重点高中。

　　在这些地区，原来也只有上了好初中才能上好高中，实施了这项改革之后，上哪所初中都有上好高中的机会，因此，小升初的竞争压力一下子减小了。“这是一个缓解小升初、中考压力，均衡生源的制度。”杨东平说。

　　曾经有人担心这样的政策会降低高中的质量，影响该地区的高考成绩。

　　安徽铜陵进行了一项3年的跟踪调查，最终的结论是，这个改革没有影响铜陵的高考成绩。

　　“既然《义务教育法》已经颁布，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方针已经确定，那种种违法违规的行为都是见不得人、上不了台面的，只要政府负责、政府作为，即可涤荡。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杨东平说。

　　前不久，山东出现了一股“素质教育风暴”，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严查双休日和假期补课、不按课表开课等违背教育方针、加重学生负担的现象，查到一起处罚一起，结果多年无法根治的顽症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山东的做法很简单，就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事。”杨东平说。

　　“改革改到最后就是要看既得利益者能否放弃自己的利益。”杨东平说。因此，这一轮改革一定要有问责制，法律法规一旦制定了就一定执行，违法违规的行为和现象一定要受到惩治。

　　一名家长曾说，“如果有一天我看到领导的孩子也在普通学校上学了，我才能相信真正的义务教育来了。”（为保护未成年人，文中学生名字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