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所重点学校竞争究竟有多激烈，你知道吗？

　　上一所重点学校竞争究竟有多激烈？一位与会家长感受颇深：

　　“为了能上‘重点校’，家长和孩子为了那些可能派上用途的各种证书拼搏着；为了能上‘重点校’，选择好几个学校的培训班‘占坑儿’；为了能上‘重点校’，想方设法为孩子制作一份精美的简历，有的简历达50页……”

　　“将简历送到重点中学以后，家长就把手机搂在怀里等通知。”

　　“只要孩子能上‘重点校’，我们家长舍得大把花钱。至于这些钱的去向，就不是我们考虑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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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为什么又会出现近年来中小学教育腐败案件不断发生的问题？与会者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义务教育阶段资源配置失衡，正成为教育腐败的重要诱因。

　　“我们的优势教育资源比10年、15年前增加了不知道多少倍，而学龄人口比10年、15年前大大降低了，怎么能说供求关系越来越紧张了呢？这里面有特定的制度性原因。”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说。

　　杨东平以“重点学校”制度为例说：“我们人为地用倾斜的方式打造少数名牌学校，制造了学校差距。”

　　据介绍，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的差距越来越大，主要源于择校收费制度。

　　择校收费制度起始于非义务教育的高中阶段，教育管理部门通过“限人数、限分数、限钱数”的“三限”政策加以规范。由于在义务教育阶段收择校费是违法的，有关部门和学校均否认这项收费。为了规避风险，学校收取的择校费通常是以“赞助费”、“捐资助学费”的名义出现。

　　“择校收费政策将‘以钱择校’、‘以权择校’合法化和制度化，是对义务教育法精神和教育公平原则的粗暴破坏，明显改变公办学校的公益性，公办重点学校人为地制造和扩大了社会阶层差距。”杨东平说，“择校收费有一个新变种，即重点学校与某些相关政府部门以‘共建’的名义招收‘共建生’。这是有关部门典型的以权谋私行为，也是择校生政策难以革除的重要原因。”

　　“北京中关村第三小学、广西大学附中等名校腐败案件都说明，择校收费是腐败的温床。”杨东平说。

　　如果能够依法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教育腐败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没有依法办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有关部门责任的缺失

　　北京市政协委员、律师刘凝近几年都有关于教育的提案，他自言是“一个从20多年前大学毕业以后就彻底脱离教育界，但非常关心教育”的人。

　　“尽管人们一直在争论该如何实现教育均衡，但是不该忽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要不要依法办事的问题。”刘凝说。

　　“根据义务教育法，在义务教育阶段是不能有好学校的。”刘凝解释说，义务教育是政府免费提供的一个公共产品，既不提供高水平教育也不提供低水平教育，而是提供均衡水平的教育。

　　刘凝说，所谓的均衡教育，不是说不挂重点中学的牌子，不管什么条件都能招生。在硬件上，比如教学楼、操场、试验设备，实现平衡配置相对容易，最重要的是校长、老师的平衡配置。“大范围的平衡不容易，但是局部的平衡应该不难，比如在北京某个区的范围内统一分配师资，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二条讲得非常清晰，就跟出门往右拐打酱油一样简单，并不难理解。”

　　“如果有关部门能够依法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化，教育腐败问题自然迎刃而解。打个比方，低保标准全北京市的人都一样，有人会递条子多交钱争取低保吗？”刘凝反问。

　　王晋堂是北京市一中的原校长，他告诉记者：“很多事情其实法律上写得很明白，比如不许考试、不许面试、不许测试，写得很全。写得这么全为什么没人做呢？我觉得，教育领域有两类情况值得警惕。”

　　王晋堂说，一类情况是不懂法、不知法。家长不懂还可以理解，一些搞教育的人和教育学者也不懂法，说明法律还不够普及。另一类情况是知法违法。个别主管教育的官员，屁股坐到了利益上，知道一些事情不能做，但还是要暗箱操作。

　　与会者一致认为，一些地方没有依法办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相关部门责任的缺失。

　　杨东平说，相关部门依法行政、依法治教，是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热”的关键。他说，地方政府必须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保障教育公平，恢复义务教育的公共性、公益性，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保障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同时，通过取消重点学校和择校费制度，恢复义务教育的正常秩序，使择校竞争得到明显改善，义务教育阶段“上学难、上学贵”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记者注意到，有许多相关问题的研究者同意这一说法，他们同时认为，这也是根治教育腐败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