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中学的发展优势在哪里？

　　事实上，部分民办中小学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产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中，不少民办中小学校长表示，学校在薪酬与福利待遇、管理体制、运营机制、办学绩效以及人性化管理方面，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曾使一些学校出现过不同程度的办学危机。对于民办中小学的未来，接受采访的民办学校校长都有一个共同的期待——“让市场选择决定生死”。丰台区一所民办学校校长说，民办中小学并非主流教育，而是一种选择性教育，是建立在供需双方自愿选择基础上的教育，它本该遵循教育市场的供需原则。即，一所民办学校能否生存与发展，不在于收费多少，而在于收费是否合理、是否有市场，尤其取决于一所民办学校的发展定位、办学质量、办学特色和教育服务质量、诚信度等因素。否则，收费再少也不会有人来，甚至可能面临倒闭的风险。

　　在北京，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中小学主要有三类：一是自成特色又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二是校园靠租借、规模不大的，第三类是打工子弟学校。前两类学校的生源主要是中考落榜但想上高中的学生、进京从事商贸人员子女、离异家庭子女、被公办学校开除出来的学生，等等。事实上，这场危机给这三类民办中小学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像北京二十一世纪实验学校等为数不多的几所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民办学校，虽然还能保持较强的生存能力，但在物价上涨、办学成本普遍上升的背景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困难。

　　“如果今年政策不松动，除了退出民办教育市场外，我别无选择。因为，我再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填补目前尚未见底的亏空了。”胡春霖说，假如希望就在眼前，即便学校连续出现“财政赤字”，硬扛或许还有意义。

　　教师：期待“同城待遇”

　　从河北承德到北京，虽然不过230公里，但崔雪梅却走了8年。

　　过去8年，39岁的崔雪梅将自己最好的青春，交给了北京的一所民办初中。但是，逐渐收紧的北京户籍制度，却让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失望与希望的频繁转换中，苦苦等了8年。眼看在私立学校借读小学六年级的儿子一天天长大，崔雪梅既焦急又无奈，甚至不断盘算着如何调往公办学校，以使自己能获得一种通行北京的正式身份。

　　在北京，与崔雪梅有着相似经历的义务教育段民办学校教师，大约有3200人。他们中的一些人，有的已经被公办学校挖走，有的仍在寻找机会等待被挖，也有的在现实的苦闷中四处观望，还有的像城市候鸟一样，卷起铺盖选择回家，与家人团聚。

　　事实上，除在全国具有较高知名度的几所民办中小学外，北京大多数民办中小学的教师队伍都进入其历史上最不稳定的震荡期。其中，中青年教师是最“不稳定”的因素。转行或重返公办学校的年龄限制、退休后的待遇差距和户籍的悬而未决，以及专业成长上的“非公”待遇，都使他们困惑而焦虑。

　　退休后的待遇差距大

　　春节前，在北京某民办中学工作了11年的张英，正式办理了退休手续。但是，为了补齐每月与公办学校教师之间存在的近2000元的退休金差额，这学期，她重新回到学校返聘。

　　虽然张英此前在东城区一所公办小学工作过20多年，但当她拿到第一个月的退休金时意外发现，居然只有1300元（后经多方努力，才追回公办学校教龄，退休金调整为目前的1680元），而原来公办学校的同事退休后，都能拿到3200元左右。

　　说实话，去民办学校从教，只是张英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在民办学校工作的11年里，其实收入并非像外界传说的那么高。而她现在每月的退休金，不到公办学校教师的一半。

　　2000年前后的三五年，正值北京民办学校快速发展时期。为了从全国吸引高素质骨干教师，一些民办学校采取了高薪聘人的做法。其时，民办学校教师的收入差不多是公办教师的1.5倍。但是，随着近几年政府对公办学校投入的增加，以及通过“名校办民校”等方式，公办学校的教师待遇提高较快。北京的公、民办学校教师之间的收入差距基本拉平，不少公办学校甚至早已超过民办学校。

　　根据张英的回忆，2003年，她的年收入不到3万元，即便是学校特聘来的外教，年收入也不过4万元；2005年，她的年收入大约4.8万元，2008年的年收入为5.6万元。

　　民办学校曾经吸引优秀教师的高薪优势，早已不再。加之退休后巨大的待遇落差，使民办学校不少中青年教师陷入心理危机。40岁的杨东，虽然现在是北京一所知名的民办小学副校长，也有北京户籍，但对于自己的未来仍感茫然。尤其在杨东这样一个尴尬的年龄段，他不得不尽快在各种利弊权衡中作出最终的人生选择。

　　“在基础教育界，45岁是一道坎儿。过了这村就没了这店。”杨东说，最近，已经有几所公办学校在尽力说服他“回流”。

　　这种担忧对非京户籍教师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既要担心退休金，又要担心孩子入学，更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年老生病，拿什么来保障……

　　难以逾越的身份鸿沟

　　来北京3年了，刘丽桦只要每次回老家沧州看儿子，就会感到内疚。因为她家的户口本，始终没能盖上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章。

　　3年前，刘丽桦夫妇撇下11岁的儿子，从河北沧州的一所省重点高中来到北京某民办学校任教。按当时的政策及夫妇俩的设想，在京工作3年取得“绿卡”后，再把儿子接到北京团聚。可是，3年过去，夫妇俩除了每月回老家看一次儿子外，几乎没办法照顾他。

　　更让刘丽桦心神不宁的是即将中考的儿子秋季开学后去哪里上学的问题。如果继续留在老家，她担心孩子会因远离父母而出什么问题；如果来北京上学，高考还得回老家，而且各地教材不同会对考试不利。

　　其实，对于这些民办学校教师而言，由户籍制约所衍生的子女入学难题，只是问题的“冰山一角”。他们面临的真正难题是户籍本身及附着在其上的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

　　3年前，当刘丽桦从河北沧州的一所公办学校进入北京这所民办学校时，其人事关系就转到了当地人才市场。在北京，虽然所在学校依照劳动法的相关规定，为她办理了“五险一金”，但由于没有北京户籍，其此前工龄及积存下来的各类社保，均不能计入北京的社保账户。这无疑将直接影响刘丽桦将来的退休金及社保金的额度。无奈之下，刘丽桦只好每年自掏几千元，回老家缴纳各种社保金。

　　实际上，在北京的民办中小学，遭受户籍门槛之苦的教师不在少数。在北京一所颇为知名的民办中学，全校教师有114人，平均年龄37岁，其中，没有北京户籍的外地教师占70%。

　　如何保持师资队伍稳定，成了当前北京民办中小学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调查发现，目前，北京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呈现出“五多五少”的特点：没有北京户籍的外地教师多，本地的少；老退的多，中青年的少；一般教师多，骨干教师少；不稳定的多，稳定的少；中青年骨干被挖回公办的多，留下的少。

　　据北京一所民办学校人事部的统计数字显示，仅2005年，该校小学部就有20多名骨干教师被公办学校挖走。这些挖走的教师大都处在30多岁的“成熟期”，并且大多是各学科的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和特级教师。

　　专业成长之惑

　　来京当老师7年的王萌虽然已经成了学校高三数学学科的把关教师兼中学部主任，但是，她的职称始终停在中级。

　　2001年，已是中级职称的王萌，从内蒙古一所重点中学来到北京某民办中学任教。然而，让她怎么也没想到的是，这一次选择居然让她与职称评定绝缘。过去7年，学校为王萌提供了不少发展机会，她也获得了不少奖项，但是，由于人事关系仍然留在内蒙古老家，因此无缘北京的职称评定。

　　与王萌情况类似，崔雪梅虽然来京工作了8年，职称也和当初一样，没有丝毫改变。原则上，崔雪梅虽然可以回老家参评，但在实际操作上并不可行——在当地，她根本无法向评审委员会提供诸如班主任工作经历、课时数等基础资料。

　　职称评定只是他们专业发展难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在北京，许多日常性的评优评先工作，他们同样被打上了“民办”的烙印。据一所民办中学负责人介绍，去年10月举行的全区优秀班主任评选中，该校一位教师最终入选。但令人不解的是，当所有获奖者上台领奖时，公办学校入选教师除获得奖状外，每人还得到500元、1000元不等的奖金，而主办方只为该校这名教师颁发了奖状。

　　教师继续教育既是专业成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促进教育教学的一种必要手段。可是，当回忆各自的继续教育时，一位教师说：“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事去参加一个区级的新课程培训，所有公办学校参加培训的教师都可以免费领取教材和教学光盘，当我们去登记领取时，却被培训班的工作人员告知，民办学校教师需自掏腰包。同样是教师，为什么待遇的差距这么大？”

　　不堪“民办”的身份，一些教师无奈之下最终选择了向公办学校回流。在一所民办中学，有位教师被学校培养重用10多年，而且学校为其解决了两室一厅的住房，孩子也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三毕业考上大学前，均在该校减费就读，但该教师最终还是选择调进公办学校。

　　这位教师离校时，虽深感内疚，但又充满无奈，他说：“我知道，留在民办学校，无论多么优秀，多么努力，脸上总和林冲一样，始终有一块刺青。同在一个城市里从事相同的义务教育，但享受不到同等待遇，这是谁都难以接受的。”

　　采访中，一些民办中小学校长说，由于民办中小学无法像公办中小学那样，可借助“特殊人才引进落户”等一系列优惠政策从全国范围内海选各学科的优秀教师，导致民办学校的教师队伍更趋动荡：一方面一些民办学校教师不堪“民办”身份，选择重新向公办学校回流；另一方面民办学校没有优惠政策从外地选聘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