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校——爸妈的工作证是多少孩子的入学证？

　　六七月份一向是择校的高潮，而最近有关择校的“雷人”新闻着实不少。先是陕西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初中招生，宣布只招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原因是身为重点，教育资源有限；接着是北京某重点小学面试，孩子在里头考，家长在外头考——老师给每位家长递上份登记表，要求把孩子父母以及“介绍人”的姓名、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信息填好；再接着是武汉一省属小学校长自曝，称每年这时候自己能选的路只有“人间蒸发”一条，否则就会被拿着钱和条子等着塞的家长追着跑。

　　咱们相信，在有关领导——比如铜川市教育局的“设法纠正”下，前两个摆明了让您拿出点儿背景（一般背景还不行）的案例十有八九是被叫停了，不过第三个案例里那种递条子、走后门、打招呼、找熟人的择校路数并没有动摇。大家对“明着来的潜规则”感情上是接受不了，可“潜规则”是什么人人心里都明镜似地知道：择校，常常不是家长在给孩子选学校，而是家长的社会背景、经济实力、人际圈子以及能搞到的各种条子在等着学校来挑，要是条子太多，那这堆条子也得排队，所以才会有所谓的“介绍人登记表”。

　　虽然说到择校，不排除是因为家长们心态不好，学校没定的时候忙乎择校，择完了校折腾择班，择完了班再给孩子报个奥数班、英语班，学完了奥数、英语最好还学样乐器，既然学了乐器当然要考个级——不管自个儿是多么平庸无奇，反正一定要做孩子出类拔萃、惊世骇俗的考虑，当然，如果自己有点小聪明或者有点小权力，那就更指着孩子超过自己。当养孩子变成投资，而投资变得急功近利的时候，人们发现，中国的教育资源是“既患寡又患不均”，蜂拥上来准备多吃多占的“权”跟“钱”更是放大了这一点。

　　教育需要用钱，但自打1993年中国教改纲要定下“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4%”迄今，“4%”的投入目标（包括在大城市）从未实现。在热火朝天的4万亿的投资计划中，投向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的总共只有1500亿元。

　　也正是因为教育资源确实有限，“分配不均”才特别为一些人所乐见：一是好的学校越好越典型、升学率越高，越是本地区的骄傲，哪个地方、哪个教育局的政绩里少得了示范学校、重点学校？二是“权”和“钱”可以抢先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特权和优越感就体现在这上面。三是择校费赞助费捐资助学费可以广开好学校的财源，不但减轻财政负担，说不准还能替财政挣点钱。

　　即使是一碗粥，当只有特权或者跟特权沾边者才能喝粥的时候，这粥也能卖出燕窝的价钱，而能够格儿喝上这碗粥，也就成了做粥的跟喝粥的人头上共同的、值得显摆的光环——基于这一点，新闻媒体值得连续关注铜川，看看号称只收官员子弟的第一中学，在资金等问题上是不是特别为当地教育部门偏爱？在撤下那条“诚实得扎眼”的宣传后，招的学生到底有多少来自官员家庭，而第一中学校长的手里，又有没有一张介绍人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