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各地头名超九成来自重点中学

　　各地可查家庭背景的高考第一名考生，超过一半来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和公务员家庭，来自普通职工家庭的孩子占了三成。从考生居住地来看，来自直辖市、省会（首府）和其他大中城市的考生超过了七成。此外，他们超九成来自重点中学。

   　 居住地分析七成头名考生来自大中城市在59个可以统计居住地的高考头名数据中，来自省会和直辖市中学的学生共23名，超过总数的四成，基本与去年的统计情况相同。另有22个第一名来自大中城市。居住在省会、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考生就超过了七成。

　　据悉，高分考生大多来自经济、文化发达的大中城市，这种趋势已成为近年来考生成绩分布的一个明显特点。

　　4个高考第一名来自农村

　　从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到，居住地是在县城或县级市等小城镇和农村的占到总数的近三成。值得注意的是，只有4个高考第一名是来自农村的，是纯粹的从农家飞出来的“凤凰”。以629分的“裸分”（高考原始分）摘取广西文科头名桂冠的陈君，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父母都在家务农。陈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比起城市里的孩子，独立性要比他们强，承受挫折的能力也比较强。”

　　专家分析

　　穷乡僻壤出现头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北大高考研究专家、曾多年参加录取工作的孙东东教授表示，教育优质资源一般集中在省会城市及大中城市，优质资源培养出较多的优质学生，这样的因果关系是理所应当的。仔细分析发现，即便是这4个孩子，虽然家在农村，但本身就读学校都是附近县城或市里的重点中学，优质资源对他们成为头名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统计显示，4个孩子均来自南方的农村，例如有“农村条件不差于城市”的浙江，也有基层教育资源丰富的福建，因此这几个孩子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苦出身”，他们在学习方面的成长有较好的环境影响。

　　孙东东认为，真正的穷乡僻壤出现头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优质的教育资源、教师引导等都对孩子成长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数据对比表明，与去年相比，今年来自农村的孩子比例进一步降低，对这样的现象孙东东认为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主要是基于概率的偶然性。但多次到基层调研的孙东东表示，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尤其在重点大学的招生比例中，这两年农村孩子呈下降趋势。

　　“部分省市调整政策，取消了农村普通高中，而是和县一级中学合并在一起，家境贫寒的孩子上学的机会就相对少了一些。”孙东东表示，除此之外，部分省市的新课标改革也是原因之一，由于增加了若干素质课，有些条件困难的农村学校连老师都配不齐，自然就丧失了学生晋级重点高中的机会。

　　毕业学校分析  超九成出自重点中学

　　新民晚报统计头名就读高中的情况发现，培养高考头名的中学九成多为历史悠久的“国字号”、“省字号”重点中学。北京101中学、人大附中、江苏苏州中学、哈尔滨三中等历史名校，都在今年的高考中有学生摘取头名，甚至文理科都出自同一学校，如广西文理科头名都来自于南宁二中。

　　专家分析

　　中国问题专家、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这是我国教育资源过于集中，发展不均衡的反映，这也导致了今年来择校风的盛行。胡星斗建议，在义务教育阶段应完全禁止择校，政府应鼓励教师流动，避免资源过于集中在少数学校，让基层也多出第一名。

　　家庭背景分析  超半数父母是高知分子或公务员

　　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能培养出高考头名？各省市的第一名公布后，这些拔得头筹的考生的家庭情况，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41个可以统计的数据中，来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和公务员家庭的考生超过了50%。此外，来自普通职工家庭的孩子占了三成。

　　良好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不言而喻，江西理科第一名龚书恒的父母都在大学工作，分别是南昌大学和华东理工大学的教师。有趣的是，龚书恒的父亲毕业于北大物理系，龚书恒说：“我的父亲是北大毕业生，我倾向报考北大，希望成为父亲的校友。”

　　4个高考头名是农民子弟

　　世代都在农村务农、父母的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没有浓郁的读书氛围、家族中读大学的人寥寥无几，这些看似不利的外界因素，并不能阻挡那些勤奋好学、天资聪颖的学子。

　　根据本报统计，在41个可以查到父母职业背景的头名中，只有4个头名来自农村家庭，父母都是在家务农的农民，只占总数一成多一些。

　　四川理科头名董伟、福建理科头名程美华、浙江文科头名沈凌波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普通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