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中--皇城根里“第—牛中学"

　　一个人的中学教育，对其一生同样十分关键。中国的知识精英，有很多都毕业于“名中学”，不过，中国有名气的中学实在太多，限于篇幅，这里仅举北京四中一例，略作铺陈.

　　百年校庆温总理亲往祝贺

　　北京的重点中学可不少，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实验中学(原师大女附中)、北京八中、北京汇文……名单可开列长长一串，不过，若论“京城第一牛中学”，很多人会认为是北京四中。

　　1995年11月，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亲往四中视察，他的第一句话竟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

　　追根溯源，北京四中创建于1907年。辛丑之变后的慈禧太后狼狈“西狩”，回到北京后，就拾起了被她打入坟墓的维新变法。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科举。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06年．清顺天府(行政管辖区域大于今北京市)决定筹办“顺天中学堂”。

　　1907年2月，顺天府所辖二十四县，奉命各选派2名学生，入“顺天中学堂”学习。第一届学生仅有42名，学制四年，设国文、算术、历史、英文、社会学、国画等课程。此即为北京四中之正式建校。

　　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改校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此时，四中全校也只四个班，97名学生。1915年10月，京师“新潮”中小学校第一次“观摩会(考)”，四中学生即夺得总成绩第一，且个人成绩前三名，均为四中学生。

　　需要说明的是，从清末到民初，不少女性仍在缠足，鲜和考试读书联系在一起，当时的皇城根里，各中学的男女分校分读，蔚然成风。北京四中，全员招收男生；与此相对应，北京女四中，全员招收女生。男一中、女一中；男二中、女二中……男八中、女八中，倒也序列分明。这种“授受不亲”的男女分校旧例，直至1966年文革爆发、1969年北京恢复招收中学新生，始告终结。

　　查阅四中校史，该校学生除了考试出众、体育优秀，在政治上，也颇为激进。五四运动期间，四中学生代表前往天安门游行，途中被军警驱散，押送回校。

　　时光荏苒，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4、5月间，北京四中高三．五班同学，在团支部书记、中共(预备)党员孔丹带领下，却做了一件“错事”：联名给毛主席写了信，情绪激昂地要求废除“封建高考制度的桎梏”。

　　四中的许多校友都知道，孔丹之父孔原，文革前任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前身)部长，其母许明，文革前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主任。

　　有消息说，孔丹带动全班写信，就是因为北京女一中的同学，已经先一步写了主张废除高考的《致毛主席的信》，于是，组织上要求四中的同学“把认识写得更深刻些”，“也应该写给毛主席”。

　　后来，《人民日报》把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两封《致毛主席的信》全部发表，两信发布之后，1966年夏天的高考，即被“废止”，且一“废”就是十一年。作为四中高三优秀学生的孔丹，也因此丧失了接受高等教育之机会。

　　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陕北插队多年的孔丹，并未参加全国高考，而是在1978年，直接参加了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考试，凭借在四中打下的扎实基本功和不断自修，跨越本科，一举考入中国社科院，师从吴敬琏。今日孔丹，已成为继荣毅仁、王军之后，中信集团的第三位董事长。

　　无独有偶。现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原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1956年随父亲从上海转入北京，1959年考入四中，在校六年，1965年夏，因病未能参加高考。1966年病愈．偏遭“废除高考”，只得留在四中担任“助理教员”。

　　文革期间，马凯亦被迫下乡。1977年恢复高考，他又因年龄超过一岁，不属“老三届”，再次失去参加高考“资格”……不过，他和孔丹一样发奋图强，于1979年参加研究生考试，直接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

　　遥想当年，四中曾流行“小考小玩，大考大玩”，学生只要能够提前预习，开学参加一门课的考试并获得80分以一上成绩，即可申请从新学期开始，“免修”这门功课。

　　文革前，四中作为北京最牛中学，其初中部的录取线就是198分(2门课，满分200)，高中部的录取线为270分(3门课，满分300)。那时，四中高考升学率即达100％，每年考入清华、北大、哈军工的名额都很多。当然，那时候北京市的人大、北大、清华三校的附属中学，还不是北京重点中学。

　　红墙子弟与平民共享教育

　　查阅四中校史可知，1987年9月，北京四中曾举行建校80周年庆祝活动，一所中学的校庆，不仅有中央领导王震亲自出席，校庆前夕，还有陈云、彭真、徐向前等为校庆题词。

　　2007年9月，四中迎来百年校庆。校庆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特意到四中看望老师和学生，以示祝贺。温总理还在视察之后表示：“要把四中办成世界一流学校，在中国，则要有更多像四中这样的学校”。

　　名校名人，相互辉映。北京四中之所以闻名京城，还因为该校曾被称作“红墙子弟云集之权贵学校”。其实，说四中有不少名门之后——或许真实，但如果说“四中是高千子弟云集的权贵学校”——与事实不符。

　　北京四中的校史上，确可寻觅到不少红墙子弟。譬如文革爆发的1960年代，刘少奇之子刘源，陈云之子陈元，林彪之子林立果，薄一波之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陈毅之子陈昊苏、陈小鲁，贺龙之子贺鹏飞，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张云逸(大将)之子张光东，王树声(大将)之子王鲁生，黄敬(俞启威)之子俞正声、乔冠华之子乔宗淮，王震之子王军。张爱萍之子张翔、张胜，安子文之子安民、万里之子万仲翔，范长江之子范苏苏、范东升等(名单很长，不一一罗列)。

　　这其中，林立果在四中的读书故事，常为四中校友乐道。林彪夫人叶群，一贯以儿子乳名“老虎”为荣。但据校友回忆，林立果在四中读书时，是个典型的“小绵羊”，唯唯诺诺，不敢越雷池一步。与他同年级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之子安民曾笑谈：林立果在中学，不像“老虎”。后来，年纪轻轻的林立果，大学尚未毕业，就当上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亦留下千古之谜。

　　据北京四中老校友回顾：林彪之女林立衡，小时与林立果很有感情。同学们曾见到林立衡去四中接放学的林立果。那时．两人之间的话尽管不多，但姐姐比较关心弟弟，冬天太冷，林立衡还会帮弟弟把棉衣领子掖好，然后结伴回家。

　　后来，同班同学问林立果：你姐姐在千什么?他说：我姐姐在北师大上学，言语中充满自豪……到9．13之后，林立衡向党中央揭发弟弟“挟持父亲，强行登机”，姐弟之间又有一段新恩怨。

　　1960年代，尽管四中云集众多红墙子弟，但其一，这些人亦同样须经严格考试，方能跨入四中。譬如邓朴方，一向聪敏好学。小学毕业，邓朴方填写的第一志愿即为北京四中，可惜分数不够，遂被第二志愿——北京第十三中录取。

　　十三中亦为男校，文革前也属北京西城区重点中学，邓朴方在此就读六年，文革前顺利考入北京大学。以邓小平当时的地位，亦不寻求“后门”。可见“四中是红墙子弟云集之权贵学校”说法，与事实不符。

　　其二，早年投身革命的高级干部，有许多都是书香门第。何况革命胜利后，高级干部对子女学习抓得很紧，如上文提到的孔丹，父亲是留苏学生，母亲是知识分子，1966年文革爆发前，孔丹在四中读书期间，一面按照学校规定学习俄文，业余时间却又自行补习英文，同时参加学校俄文、英文考试……惟其如此，他才能在文革后跨越本科，一举考入社科院攻读硕士学位。

　　其三，若以百分比论，四中仍以普通家庭子弟居多。当然，倘若父母是工程师或大学教授，受家庭影响，其子弟往往比较容易考出高分，被四中录取。

　　文革爆发之际，笔者恰好也在四中读书。记得那时候班上42名同学，部级干部子弟，不过两三人，加上局级干部，亦不过十人，其余32名同学，都是“职员”等家庭出身，其中还有部分同学的家长，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他们也能进入四中求学。

　　依旧名满京华

　　名校精神，皆有传承。大学如此，中学亦大致如此。文革结束，1978年北京恢复四中作为北京市重点中学，至90年代，四中的高考入学率，再次排名北京第一。

　　如1996年，四中考入清华90人，考入北大82人，人大18人，升入重点大学的占毕业生86％。高考成绩，仍然名列北京第一。

　　2008年．四中文、理两科的高考总成绩，继续列北京市第一。但近年来社会时尚渐有变化，结果，四中高三学生提前被录取到国外大学的，即有30余人，其中约半数学生甚至获得耶鲁、康奈尔、伯克利、普林斯顿、布朗、伊利诺伊、纽约、西北、杜兰、弗吉尼亚等著名大学的奖学金。

　　此外，通过高考，仍有144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后有部分学生转入香港大学)，另有25人被人大录取，18人北京邮电大学、14人浙大、13人北航，其余考入复旦、南开、南大、中国科技大学等，忽略不计。

　　四中毕业生，一向以擅长理科、工科著称，不过，倘若论及名气，倒是从事社科外交文化的，更加出名。这其中，冯至、李敖(台湾著名作家)、王蒙(著名作家)、凌青(著名外交家)、从维熙(著名作家)、陈凯歌(电影导演)、高晓松(音乐人)等，均为四中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