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一学校：让学生找到“成长合伙人”

　　北京十一学校自2011年取消固定班级，推行选课走班以来，曾有一些老师和家长担心：如果每天朝夕相处的同学没了，让孩子们共同拼搏的班级没了，他们将在哪里寻找集体归属感？最近，在中国教育学会组织的走进十一学校的活动中，高一年级的柏艾辰同学在交流中对来自各地的教师们说：在同学们看来，这些担心都不再是问题。

　　去年9月，北京十一学校荣获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特等奖”，是唯一一所获此殊荣的学校，其中一项改革的成果便是：实行选课走班，学生在自主选择中，形成志同道合的新型同伴关系，也强化了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实践能力。

　　【不能只想着自己，而要多承担责任】

　　尽管一些同学是在不安与不愿中，告别他们熟悉的班级的，但并没有学生和家长公开表示反对。很多人则是张开双臂拥抱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比如叶枫，她今年高中毕业。对过去的行政班级，她没有太多的好感，“我们没有任何选择，只是每天在一起而已，并不是因为共同的想法和爱好走到一起的”。

　　十一学校为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创造了许多机会，它有三百多门课程和两百多个社团供大家自主选择，并且鼓励学生们随时组建团队去实现自己的想法，因此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新集体，少则两三人，多则上百人。一项调查表明，选课走班扩大了学生们交往的圈子，平均每人接触的人数从过去的40人增至300多人。

　　这种自由度的增加，并不是对学生的放任。十一学校取消班主任，倡导每个老师走出学科局限，承担起立德树人的教育职责，并实施导师、咨询师和教育顾问制。而对学生的要求，就像它的校训提倡的那样，要“思方行圆”，懂得尊重规则、遵从必要的规范。从学生成长角度而非管理者角度制定的“北京十一学校学生在校基本行为规范”中，会告诉学生们“应该怎么做”，而非“不许怎么做”。

　　对一位十一学校的学生而言，他每天要在多个不同的集体中生活，因而必须在不同的团队中寻找自己的定位，并体验不同的角色带来的挑战或成就感。一位在“数学三”的教学班中成绩垫底的学生可能是语文学科的“学霸”，一个在戏剧《嘎达梅林》中“跑龙套”的男生则是某家社团的负责人。以叶枫为例，在模拟校务委员会主席团中，这名高三学生是高一年级李元杉的助手。而李在三年前，则是叶枫创办的英语教学社团的学生。在正在进行的《赢在中学2》一书的组稿、编辑中，李元杉又成了叶枫的助手。“今后不管是在大学，还是工作中，都会有不同的角色转换，在学校获得的这种体验和能力，会让我学会如何处理各种事情，如何在担任不同的角色时，采取不一样的立场和方式。”她说。

　　十一学校认为，教育的价值追求是让每个学生成为他自己。但学生们不能只对自己负责，还要对他人负责。从它的一些举措可以看出学校的良苦用心：它实施多元化的过程性评价，让每个学生每天都能看到自己的成长痕迹；它规定每位学生在所选的戏剧课中除了扮演角色，还必须承担一项剧务；它设置了60个学生管理岗位，以解决学科教室的日常管理和维护的问题，其中，“卫生天使”是每个学生的必修课。

　　高二年级的姜嘉南创办过“电影学院”，在模联中担任过“美联社社长”，曾与两位同学合作研究北京春节是否该燃放烟花爆竹。她有过几乎每天处于精神崩溃状态但始终不放弃，而赢得伙伴们认可的经历；也有过因为个人的事情拖了团队后腿，让同伴在较长一段时间不搭理她的教训。她的总结是：身处一个团队中，不能只想着自己，而要多承担责任，“个人利益往后退，团队利益优先”。

　　“在这些看似松散的组织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我们更加团结在一起。”姜嘉南说，这是一种互相帮助与分享的力量。

　　去年12月，在初二年级出现了新事物：成长合伙人。这个名词恰到好处的概括了十一学子的成长方式。最先这样做的是顾靖坤等六名同学，他们的爱好、能力水平都不一样，但互相能够取长补短。顾靖坤因为“各个学科成绩均衡，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强”，任大总管，其他同学则分别担任英语、数学等学科大总管。他们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说话做事常以自我为中心”，难免不发生矛盾，但他们慢慢的发现，“只有通过积极的沟通，适当的妥协，才能解决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感受到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学学不如众学学”，“学会了为伙伴的成绩点赞，发自内心的欣赏他人的优点”。

　　【不只为提高个人，还要改变社会】

　　叶枫自称在一个不关心国家大事的家庭中长大，是十一学校让她觉得，关心世界是必然的行为。“我对学习做了重新定位，不只为提高个人，还要去改变社会。”她值得一提的尝试，包括组建模拟校务委员会、发起成立关爱自闭症儿童的“海洋之星公益社团”等。在3月22日模联的招聘会上，叶枫对师弟师妹们说：“你在的这个地方，你生活的每个地方，都是可以改变的。”

　　《北京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是指导该校办学的纲领性文件，它认为十一学校的学生首要的品质是“勇于担当”，“应该胸怀天下，具有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应该勇于担当责任，自觉为国家、为团队、为家庭、为朋友排忧解难；自觉奉献社会，主动服务他人”。在2013年北京师范大学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专业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该校97.8%的学生“很赞同学校对学生提出的几个重要的素养、品质”。

　　十一学校通过课程潜移默化的引导和影响学生，为落实“志远意诚、思方行圆”的育人目标，学校在学科课程之外，对各种活动、仪式、纪念日、社团以及生活管理模式进行系统梳理，开发了“志远”、“意诚”、“思方”、“行圆”等四个领域30类综合实践课程，如社会职业考察、中学生业余党校、研究性学习等，以此引导学生们把个人的志趣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很多学生在学业上展现了各自的抱负。一名初二年级的男生志在“把中国的高铁业搞成世界第一，彻底解决春运问题，票价减掉三分之一，速度快一半”，他利用寒假在北京化工大学与大学生们一起学习德语，还跑去德国研究高铁。

　　他们每个学期进行的研究性学习，关注的视野已从课本延伸到城市、社会和世界，开始操心环境污染、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去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南锣鼓巷后，有学生就去研究了这条巷子的前世今生。

　　公益也是十一学子们体现责任与担当意识的一种方式，全校社团约有十分之一与公益有关。高三学生姚思璠，偶然与学姐参观了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其现状刺痛，从而在那里开始了两年的支教。而一名曾经沉默寡言的男生则把让自己受益的飞盘运动带进了打工子弟学校。李引最初参加义工组织仁人家园，帮助贫困地区建房子，是想为出国申请学校增加一点资历，当他发现有许多人需要帮助后，决定继续做下去。

　　“当我们通过实干学会承担更多的责任，它带来的更是作为一名公民所有的归属感与幸福感。”高一年级的柏艾辰说，她是慈善基金会的负责人。中学生的公益组织该如何定位，她有自己的思考：重点应该在于传播公益的思想，而非注重物质上的募集；不求改变多少人，而是让大家在潜移默化中参与到公益中来，与兴趣相结合；公益并不仅仅是舍己为人，作为中学生，更应该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提升自己。

　　【不是抱怨，而去做力所能及的改变】

　　这所中学的学生拥有外界难以想象的自由，包括对学校直言不讳的批评，这正合高一学生李元杉之意。不过，他没有成为一名愤青。正如他的搭档叶枫所言：“对学校真正的爱，不是抱怨，而是看到不足的地方，去做力所能及的改变。”

　　李元杉认为“学校现有的一些规章制度和学校事务决策，处于对学生的闭门状态”，而校长有约、学生内阁等渠道不能满足学生们参与管理学校事务的愿望，因此，他提出在学校模拟联合国大会中增设模拟校务委员会，“通过讨论和协作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从而能让十一学校有更好的发展”。他甚至要求参会代表“要爱十一学校”。为推动模拟校务委员会的成果（如建立学生意见反馈平台、为校领导招募学生助理等）落地，李元杉最近又促成了学生联席会议的成立。

　　师生们的共识是，没有了行政班级后，学生们对更大的集体——年级和学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反而提高了。

　　央视前主持人崔永元在多个场合讲过一个小故事：他在十一学校抽烟，一名男生要求他“把烟掐了”，“我想，这个孩子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这个学校是他们的，他们说了算！”

　　不管是在校生还是毕业生，他们对十一学校的喜爱程度都表明这所中学的改革是成功的。陈嘉证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学生，当学院院长钱颖一琢磨应该取消大学的辅导员，“解放学生”时，他告诉院长，这在他的中学已经实现了。去年1月2日，将信将疑的钱院长被陈嘉证催促着来到十一学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二年级张恩言同学拍摄了4000多张与学校有关的照片，并在电脑上用它们拼出了学校的LOGO，颜色高度吻合。而在小学，他觉得学校是很压抑的地方，经常与老师发生矛盾。

　　“学校里的各个小集体，不是因为竞争，而是为了合作走到一起的。”高一学部教育顾问曹书德说，他曾经是一名以严格著称的班主任。“是给学生分配一个集体，还是让他们自由选择一个集体更有归属感？是在集体中统一的时间、地点做统一的事情，还是各有分工与自由，更能激发责任感？是一起为集体争得荣誉，还是找到了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努力过，更值得回味和铭记？”他说，答案显然是后者。【来源：中国轻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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