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大二附中有这样一位“怪”校长(2)

　　对几十年来一直在上的课，他有信心。结束一天的工作，曹保义也像每个敬业的老师一样，踏实备课。备课时间是在晚上九点到十二点。他备课讲究常备常新。“三十年之前的例子今天再拿来用，同学都看不懂，也不理解。我教的学生从70后、80后到现在的00后，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时代特点。上课内容和方式就要随之改变。”现在的学生涉猎广，却疏于钻研。反映在课堂上，曹保义可能要花更大力气去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培养长久专一的兴趣。为此他课下读了许多专业书籍，了解生物领域的前沿发现。

　　曹保义对此看得很辩证，每代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而每个孩子又都是不一样的，更让他坚持认为教育要注重孩子的差异性，要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空间和解决思路。

　　【要上课不要开会】

　　曹保义上生物课去了，书记上化学课去了，副校长上物理课去了，教学主任上数学课去了……师大二附的绝大多数行政干部都在一线坚持上课。“他们去上课，可能受我的影响多一些。”曹保义坦言。

　　所以，师大二附又出现了怪现象——会少。这很好理解，领导都忙着上课，哪有时间开会呢！再加上，曹保义本人也不爱开会，不光不喜欢组织开会，更不喜欢让自己埋到会场里。去年一年下来，曹保义因为事务工作耽误的课，也总共没几节。“也有人在一些事情上埋怨我，‘就你的课最重要’，我就笑笑说，这是当然的啦。”

　　会少，曹保义还归功于师大二附这么多年的好传统——人文、自主。他觉得自己能这么“轻松慵懒”地当好校长，全赖学校管理已然成熟，日常管理渐成习惯，师生都能自主自觉，“平时没什么好开会的。老师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而且平常大家都在一起，有什么问题你还发现不了啊？这样一来，学校管理工作就免去了很多说教的色彩，行政色彩也很淡。”

　　于是，师大二附每周唯一的一次周五办公会常常变成了“群英会”、“神仙会”。“每个副校长、每个主任都是教学能手，说起来个个头头是道，很有共同语言。有时候，碰到一些具体事情，涉及到哪些同学，大家都能叫出名字，说出个大概，这样事情就好办了。”

　　对这些“潜伏”在教师群体里的上课干部们，老师们真的能对待自如吗？会不会紧张？曹保义回答得一如既往地轻松，用他的话，那叫“朴素的体会”。“就像上课，刚开始去，学生觉得我是校长，拘谨些，可时间久了，谁把你当校长啊。老师也一样，如果干部们偶尔去教研组一次两次，他们当然紧张，但是当你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大家就没那种感觉了，也没压力了。”

　　【上课让我有强烈的改革的冲动】

　　“从1978年我到师大二附，只有2003年一年我没教课。”做了手术只能给自己“放假一年”的曹保义承认不上课的这一年“真轻松了”。但是，很快，他又回到了讲台上。为什么？最大的原因，他说是上课让他改革的欲望很强烈。“在实际教学中，你会发现应该给学生改进什么，取消什么，增加什么，这种冲动很强烈。如果你不在一线教学，作为推进改革的领导，可能认识不会这么深刻，更不一定会下决心去真正地做。”

　　曹保义强烈的改革欲望给师大二附带来了“项目式学习实验班”。那是他带研究性学习课程时发现问题，又创造性地解决的结果。那时他发现：“理科实验班的学生有很强的逻辑能力，擅长思辨。他们会和我讨论‘进化’、‘起源’这种深奥的话题，但实际去做实验、做课题，他们可能做的质量不如普通班的学生。”曹保义想找个办法，打破当时单一的线性课程教授方式，让考试成绩不那么突出，但在其他领域有天分的学生，能够得到充分展现和成长的空间。于是，“项目式学习实验班”让普通班的学生有了平台能发展自己的特长。

　　曹保义想得很实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都不是天才，做不到全长，那我们就应该培养他，放在当下的环境里，甚至说是允许他，拥有一个自己的专长。”他有个遗憾，由于目前的资源限制，还做不到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一种培养方式，但至少他在努力，让师大二附提供更多的特色课程、实验班，给有专长兴趣的那一类学生提供更为贴近他们需求的教育。他降低了师大二附文科实验班的录取线，让它低于统招线，这样一来，一些文科特长生得以跻身师大二附，而实践证明，这些孩子从师大二附走出时，基本上又迈进了清华、北大、人大等名校。

　　“教育可能永远没有最好”，曹保义自己也承认。但他和师大二附老师们正在做的事，正是将学生从整齐划一却面目模糊的群体，还原为鲜活独立的个人。他希望学校环境轻松，鼓励学生活跃，要“散”，甚至“散的要够”，“爱疯就疯”，敢想敢说敢做，不要谨小慎微。正如他自己，“我就是一个随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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