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向北京市长呼吁 中国教育不应该忽视的事情

　　在北京市“两会”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李烈校长，作为市人大代表，就北京的基础教育问题，对北京的教育改革，还有老师们今后的发展向市长王安顺提了诉求。

　　那么，李校究竟向王安顺市长报告了什么内容？而市长又是怎么回复的？一起来看看吧。

　　1教育一定要敬畏规律

　　在小学教育工作了43年，这么多年教育变化我是亲身经历和感受的。现在北京的基础教育有目共睹，教育的公平和均衡、优质资源的发展等等很多方面都在全国堪首。北京不仅是低调，均衡程度确实很高。这两年来基教改革效果明显。

　　在40多年教育工作中，有20多年是做校长。教育好像谁都能评说，谁都懂，政府也把教育放在首位，改革效果也很明显。

　　今天我想向市长，向各位代表呼吁的是，教育要敬畏规律，要为教育营造生态环境。政府要系统作为，要建设教育改革中的配套机制。

　　2现今的教育投入“目中无人”

　　举个特别小的例子，但是能典型地反映其中的问题。比如教师的培训，谁都知道一所好学校，取决于教师队伍水平的高低。谁都会说，软件其实比硬件更重要。但是，政府在教育软硬件的投入上，有悬殊。

　　特别明显的是，教育不是没钱，投入的钱挺多，但目中只有物没有人。比如现在提城乡一体化，名校到农村办学。政府给薄弱校投入，但这些钱只能用来搞基建、买设备，唯独不能给老师用，或是拿很小的比例用于老师的培训，然后这个培训又有很多规定，比如不能出国，香港也不能去。每天住宿、吃饭、交通等方面都有细致严格的规定，现在我们都没法带老师们出去培训。

　　因为政府资金的绩效评价要求，一年前你就要为这个培训做非常细致的、但根本没法实现的预算。比如我们西城的名校长工作室，有十几位校长，一年会给几万块钱，但是你出去坐什么车、和谁去、请谁、住在什么酒店，提前一年就得做好，这个根本没法做。然后第三方专家团队，会按这个预算去评价，如果前面做得不准，那就是问题；如果做了预算因为特殊原因没有按时实现，这也是问题。

　　所以，现在给点钱，我们就想说不要了，那点钱还不够麻烦的。作为校长，真的没有精力时间花费在这上面了。

　　3优质教师为薄弱校做培训，为何不能有报酬？

　　2015年下半年的时候，对于教师的培训，北京批了一笔钱。当时有个措施，考虑到农村薄弱校的培训层次不够，所以北京就分两批，命名了一些教师培训基地，任务是给这些学校老师培训。给到培训基地的钱，支出可以买设备，可以有学校建设需求，也有个很小的比例是用于指导教师的费用。

　　一个学期结束了，我们的培训任务也做完了。到最后，钱下来时，规定却变了。比如拿我们学校来讲，只有45万是给到人头。这些钱是怎么给到人头的呢？我们当时代培了将近十位来自郊区的老师，这45万里含这些老师的吃住，含他们的活动经费，这样分配完了，所剩的钱就很少了。

　　剩下的很少的这一笔钱，可以给指导老师搞活动或买点东西，但当初承诺的是，这些指导老师出色地完成本职任务之外，额外承担这些任务，会给指导费，最后一分都没给。因为钱是打到学校账上的，有额度限制，一分都不能给到老师。

　　所以，这是个很大的反差。如果没有钱，大家不会在乎，但是这么多钱的教育投入，唯独缺老师的投入，而且是像这种名正言顺的指导费。这是明显没有道理的。看似事小，但反映的是大问题，就是这种对软硬件投入的反差，不切实际。

　　4老师出趟国管太严反而会变成一种浪费

　　今天我特别想说的是，具体的事在教育口一线，大家涉及到的瓶颈问题，其实不是教育口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个区有权力能解决的。

　　我们西城区配套改革，非常勇敢地出台了一个举措，就是评副高级教师的权力下放给集团，但是在评选过程中也有很多问题，有些硬性规定是被市里限制的。所以改革当中，太需要配套措施了，不是想得挺好，有个布局和意向后，就可以轰轰烈烈搞起来，而做的过程中有很多新的挑战和问题，没有新的应对。不仅仅效果会打折扣，人也经不起折腾。

　　去年我和王宁副市长（时任西城区委书记）交流时，我就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这校长做的，觉得老师做得越好，我越对不住他们。因为看到教师团队的辛苦，只做加法不做减法，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

　　其实我想说，我提这个问题也不是为了我下一任的校长，而是为了教育。所以，希望要改革必须是系统。没有系统的规划，没有相应机制的保证出台，不要太快、太猛地把方案放出来。

　　教育尤其不能一刀切，不能和别的行业一个标准。有些大的原则可以和上面保持一致，但有的可以量身定做，为教育营造符合规律的生态环境，教育的丰富性、多样性、结构性，都要考虑。

　　北京的教育改革是要做的，虽然走得快了一些，但方向是对的，效果也是突出的。所以，请市长牵头尽快把配套机制跟上来！

　　市长如何回应？

　　李校长为教改、为教师，向安顺市长提完诉求后，市长当然也是有回应的。

　　有的意见实在是很婉转，但我听出了之中的核心要意还是比较尖锐的。

　　李烈同志提到要尊敬教育规律，内心还是有些委屈的，我觉得一个可能是沟通方面出了问题。

　　另一方面，确实我们政府在执行有关政策时，还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才能进一步地沟通。

——王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