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学校还是杜郎口中学？中国教改路在何方？

　　山东杜郎口中学旋风还没停息，教育部一场特殊的新闻发布会将北京十一学校推到了聚光灯下。我曾五次去过杜郎口中学，前三次是采访报道，后面两次就是为了会会朋友。北京十一学校我没去过，不过对现任校长李希贵还是有所了解，加上有老朋友在十一学校工作，所以多少对学校自然有些近感。

　　明星易闹绯闻，名校亦有争议，都很正常。我爱热闹，也来说说自己对这两所教改名校的一些看法。

　　北京十一学校和杜郎口中学是完全不同的类型

　　十一学校在成立之初是中央军委子弟学校，在李希贵上任之前就已经在李金初的掌管下成为京城名校；杜郎口中学则是山东农村一所普通初中，在崔其升上任时已经连续多年在当时县内23所初中校排名倒数了。

　　李希贵在十一学校推行的改革绝对属于“高大上”：重金招聘名师和博士，师法美国教育，培养走向世界的中国人；崔其升的改革其实很下里巴人：没钱没人，只能要求老师不讲少讲，给学生更多空间。李希贵在十一学校不动声色悄悄干了几年，非常低调，但一亮相就不得了——教育部罕见地将新闻发布会开到了学校。目前，好像除了民间有几位异见人士，官方对十一学校的教改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崔其升在杜郎口是十年磨一剑，先是在地方上慢慢出了点名，然后有媒体关注，然后褒贬不一。

　　说个细节：2006年3月我去杜郎口中学采访，工作结束准备回报社时，老崔拿出一份材料，说是不久前一位教育部官员来学校考察后的讲话录音整理稿。这位领导对学校的改革颇有些看法，老崔说你写稿时可以参考一下。

　　我对两所学校的改革都心怀敬意

　　崔其升绝地反击，在要钱没钱，要人没人的情况下硬生生将一所濒临倒闭的农村初中变成了一所全国闻名的课改名校。个中甘苦，可以想像。

　　有人说，老崔会运作，懂得经营品牌，狗屁。再讲个细节，在报社时听同事说的：杜郎口中学出名了，来参观的人很多。因为学校离茌平县城比较远，学校附近的镇子上也没旅馆，有人提议学校建个教师培训基地，包吃包住包培训。说到住宿条件时，老崔对房间内设卫生间安装沐浴设备感到不解：“冬天还要洗澡吗？”我不相信当年那个每天一间一间教室转的“土包子”校长已经在进行学校品牌经营了。

　　北京十一学校系出名门，李希贵算是捡了个便宜，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一般学校可能很难学他的改革，但他没把大把大把的钱拿出买楼豪赌养女人，而是招名师博士建实验室开选修课。有人猜测李希贵可能有什么目的，我以为不论他的目的是什么，至少他所做的这些都是合法的正事。对做正事的人，我是心怀敬意的。

　　当年，我亲眼目睹课间学生看到崔其升走来，蜂拥而上直往他身上扑。在报道中，我看到李希贵任由学生把他打扮成加勒比海盗样，学生有他的手机号和办公室钥匙，可以发短信和他开玩笑，随意进办公室找书看。这样引领着学校发展却在学生面前有如此亲和力的校长，我很有好感。

　　两所学校的改革都没有为中国教育改革找到方向

　　“杜郎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教改样板，但我从来不认为中国哪个学校可以为中国教育指出一条路子来。学校教育问题，首先是一个国家教育体制的问题，而不是课堂教学方法的问题。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曾说过，几十年来，中国教育从不缺教改典型，但中国教育从未走出过困境。”

　　时间又过去了五年，我依然持这个观点。再进一步说，教育部将新闻发布会开到北京十一学校，有人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大新闻，因为很多年没有过这种事了。而我认为，这是教育部推卸和掩盖自己的责任。理论上说，教育部应该做什么事？规划、立法、定标、监督，尽力保障教育公平。具体一点说，教育部在搭建好中国教育发展大框架之后，主要就是扮演好“守夜人”角色，而不是吃力不讨好地去指导地方教育发展，去发掘和宣传学校典型。

　　但事实总是不尽人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企业相对获得了一定的空间，只要依法，怎么经营都行。盈利要交税，破产就倒闭，自己对自己负责。不像过去，生活什么、生产多少、价格怎么定、工资怎么发，企业内部一系列的事，企业自己却没有决定权，一切由上级主管部门安排。有人戏称当年中国“只有车间没有企业”。再来看学校，校长的权力不是大了而是小了，小了许多。财权、人权都收归到教育局层面了，校长其实就是个“大班主任”。中考高考的升学率、重点率等，教育局决定的；学校考核、校长升迁这些事，也是教育局的事。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基本上没有了改革的动力，甚至可以说学校就没有改革的权力。所谓的学校改革，改来改去，无非为了两点：一是绝对保证学生在校内的安全，二是绝对保证完成上面规定的指标。这种价值追求下的学校教改，到头来无非就是把学生塞进笼子里喂食。塞进笼子，安全有了；喂食，成绩有了。有的校长比较聪明，知道这样做时间长了学生可能受不了，于是安排一点放风时间，比如跑跑步、唱唱歌、跳跳舞、请人做几次励志演讲，再给父母洗个脚什么的，出出汗流流泪，可以很好地减轻焦虑，回头再义无反顾地投身题海。率先成功上岸者，风光无限。哪个学校上岸学生多，哪个学校就是名校，媒体蜂拥而来，家长趋之若鹜。谁上不了岸，没有发言权，一边凉快去。这些年各地媒体推出的教改样板校，基本就是这种套路吧。

　　山东杜郎口中学，改革成功最基础的就是提高了学生的分数。没有分数，一切免谈，这不是崔其升个人偏好，而是社会现实使然，是教育体制造成的。但杜郎口中学依然有值得重视的地方，那就是学校不是靠加班加点取得分数，而是靠发挥学生主动性、改变课堂教学模式取得了成功。《读写月报新教育》曾做过一期专题“杜郎口的课不是好课”，十一学校的魏勇老师说杜郎口的课是“萝卜炖萝卜还是萝卜”。我认为，如果纯粹从教学内容上看，杜郎口的课的确算不上好课，萝卜的比喻很贴切。可是，如果学校只能提供萝卜——上面不让做别的菜，学校也没钱买别的菜——这个时候，学校想点办法今天炒萝卜明天煮萝卜后来上盘萝卜干，而不是天天给学生来个饭焐萝卜，我认为这就是值得肯定的。况且，杜郎口中学还让学生自己动手做萝卜，这就更值得赞赏了。以杜郎口当年的条件，我以为也只能做到那样了。非要让一个从不知道山外的世界长什么样的老者表现出英国的绅士风度，这太难为人家了。

　　杜郎口出名后，不差钱了，但还是进不了好教师，一是上面没政策学校只能空想，二是学校虽不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但毕竟是一所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初中，教学楼行政楼因为当地缺水而长期没有卫生间。这种情况下，崔其升不但不可能像李希贵那样招到那么多的特级和博士，就是优秀的本科毕业生也难得有意愿去学校。

　　我已经好几年没去过杜郎口了，不清楚他们现在如何。前不久，在微信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学校在搞“无师课堂”。我立刻想到去年曾有一则新闻，说一位母亲为了孩子早懂事，骗孩子说自己是后妈，她的亲妈已经死了。以前学校教师水平太差，老师讲课不如学生自学，这么多年过来了，老师干脆站到教室外面了。我不清楚具体情况，但还是觉得这个不应该杜郎口中学改革的方向。真理往前多走一步就是谬误，个人觉得杜郎口中学正在向世人再次证明这一点。当然，作为曾经三次采访报道杜郎口中学的人，我希望自己对杜郎口中学“走火入魔”的判断最后是错的。

　　李希贵在十一学校推选的改革其实没什么创新可言，无非是分层教学，走班制代替常规的行政班级，咨询师和教育顾问代替班主任，必修课程之外增加许多选修课，综合实践课程得到极大的重视。他能落实这些举措，有很多前提条件，比如他的学校是曾为中央军委子弟学校的北京十一学校，他本人从一线教师做到教育部官员，他有钱将大批特级和博士招之麾下……如果没有这些条件，这些举措怕是无法落实的。曾有人论证过，如果中国人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整个地球的资源都无力承载，所以美国的生活方式不适合中国。这个论证我一直没看到有人站出来反驳，那大概说明大家能够接受这个说法。如果是这样子，李希贵在北京十一学校推行的教改，同样无法在全国推广，这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啊。据说有个叫魏忠的上海人计算过，如果都像北京十一学校那样，全国博士生远远不够用。

　　很有意思的是，说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适合在中国推行，大家好像都认可。说北京十一学校的教改不可能在全国推行，有人就反对，说我们主要是“学精神”。

　　怎么“学精神”？李希贵把北京十一学校打造得像个民主大家庭，教师和学生都觉得很自由，很幸福。这是北京十一学校最内核的东西，其他学校怕是学不来的。原因很简单，绝大多数校长没这个能力也没这个魄力。十一学校的教师没有职业倦怠感，其他学校的校长听到这一点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恐怕多数校长的心情就是羡慕嫉妒恨吧：他们的教师怎么会这么敬业——羡慕；唉，如果我们学校的老师也能这样就好了——嫉妒；回去一定好好整顿一下，让我们的老师看看人家是怎么做的——恨。

　　或许有个别校长想学李希贵，从自己做起，行吗？行，很难！崔其升当年被人骂被人举报，如果不是靠自己够硬够干净，如果不是运气好，或许杜郎口早被撤并了。李希贵的阅历和资格在那里，他可以让师生愉快地动起来，一般人可是动不了他。中国有几个校长能像李希贵这样？

　　中国教育的希望在那里？

　　中青报的李斌兄知道我对北京十一学校的教改有兴趣，特意发来自己的系列报道和评论，在此向李斌兄表示感谢。

　　看了李斌兄的系列报道，我的感觉是“很生动，很诱人”。李斌兄的评论题目是《改变世界，以教育的方式》，我也同意。可是，我还是认为，不论是崔其升在山东杜節口中学还是李希贵在北京十一学校进行的教改都不代表了中国教育的希望。

　　世界的改变，靠的是人。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世界。但是，人的成长，真的是靠教育吗？这或许是一个问题。人的成长，真是取决于学校教育吗？这更是一个大问题。

　　家庭教育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总体上说，学校教育的作用相比家庭教育其实并不太大。而家庭又是根据什么对孩子进行教育的？除了少数有自己思想的家长，大多数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采用的还是主流文化价值观，而主流价值观的背后是什么？制度！学校教育的背后是什么？制度！

　　在报社时，我曾写过一篇访谈，题目是《所有的教改必须落实在课堂》。这其实是问题的一个方向，还有另一个方向是：所有的教改必须指向教育体制甚至政治体制。两相着力，教育才有更大的空间，师生才能有真正的自由的呼吸。有时候，有必要花巨资打造一个巨型的空气净化装置，让里面的人可以自由呼吸，但这不是改良空气的做法。教育改革也是如此，一两个校长，一两所学校可以把学校范围内的教改做得风生水起，但真正能改变中国教育的其实不是校长。

　　十多年前，我还在中学教书时就曾在《我的教改观》一文中提出：教育改革必须向经济改革学习，政府要切实尊重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要切实减轻教师的负担，减少考评频率，为教育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要真正重视教师的进修培训，提高教师的业务能力，鼓励教师的独立思考；要让学生参与到教育改革中来。后来，又概括为四句话：

　　教育行政部门：抓规范办学；

　　校长：抓学校发展；

　　社会机构：评估学校办学质量；

　　教师：按合同完成教学任务。

　　我一个普通教师都能从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中联想到教育改革“管、办、评”三者分离的思路，说明教育改革具体应该怎么做，这本身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关键在于改革者的理念是不是真的到位，能不能识破既得利益者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错误的理念加上漂亮的借口，各种貌似精细完善的举措，在实践中也会一败涂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