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读北京小升初共建生

　　9月，新学期马上开始了，12岁的王浩(化名)正在准备去新学校，北京的一所市级示范中学。

　　他并没有跟大多数的同龄人一样，经历过奥数班的摧残，也没有跟着家长四处去众多“牛校”学校参加五花八门的入学考试。他的“小升初”，出奇的平静。

　　王浩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运气，全仰仗他的爸爸单位的一项名叫共建的政策。所谓共建，就是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为了满足员工子女入学，通过单位赞助钱或物的方式，与知名中学建立“共建”的关系，共建单位的子女不用通过考试，可直接入读这些学校。

　　在北京，近二十年来，共建有愈演愈烈之势。每年，通过这个隐秘的渠道，都有人数众多的孩子走进众人仰慕的“牛校”。

　　大共建、小共建

　　在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共建学校提供学位，共建单位提供便利，显然所谓的“共建生”，不过是互利互惠、利益交换的一种方式而已。

　　为了能让儿子王浩上一所好初中，王振安(化名)两年前就开始行动了。

　　今年40出头的王振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一家中字头的事业单位，一干就是十来年，现在是业务处室的处长。他所在的单位在西城区月坛附近，长安街的西边，那里也是中央各大部委聚集之地。

　　两年前，他听说单位有共建学校，就跟工会负责人打听这事。工会的负责人告诉他，单位跟周围4所学校有共建，其中两所是区重点，另两所是市级示范校，每所学校的共建名额不同。建议他提前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以及孩子的报考志愿，早作准备。

　　“西城区的教育质量你也知道，京城几家牛校都在这，我们也算是沾了单位的光。”王振安笑着说。

　　去年开始，他就正式为王浩的“小升初”做准备了。先是通过不同渠道搜集到这4所学校的信息，再请教了此前几年通过共建把孩子送进这几所学校读书的单位同事，折腾一圈下来，他发现共建“也不简单”。

　　他的一位女同事就曾被共建学校拒之门外。这位女同事在填报了共建志愿后，过了一段时间，突然接到填报的共建校工作人员的电话，通知她周日带着孩子到自己单位的会议室，说是要开一个关于学校情况的介绍会。

　　周日，她来到会场时才发现，介绍会竟然变成了一场考试。共建学校派来了专门的老师，发放专门印制的试卷，突击测试孩子的学习情况。

　　“当时没准备，题目也比较难，孩子感觉考得不太理想。”这位女同事说。最终这场考试的成绩也没有公布，不过她等来了本单位工会的电话，对方告诉她，孩子落选了。

　　“当时我快急疯了，都6月底了，孩子下学期在哪上初中还没有着落呢。”这位女同事说。后来还是通过找其他关系，她的孩子才读了另一所区重点中学。

　　为了避免类似“悲剧”重演，王振安辗转找到了其中一所共建学校(也是他心仪的目标学校)的副校长，想侧面打听一下今年会不会有这样的突击考试。

　　“毕竟是很多年的共建单位了，人家副校长倒是很客气接待，可也没有说到底考不考，只是问了一下我在单位的情况，目前担任的职务什么的，还做了个登记。”王振安说。

　　今年2月份的时候，单位的工会负责人正式给王振安发了一张表，让他填报孩子报考志愿学校的情况。因为是单位的中层管理人员，也是后备干部，王振安得到了一个优惠，可以同时填报两所学校。“单位其实有规定每个人只能报1个名额，给我2个算是组织照顾吧。”王振安不无得意地说。

　　报了名之后，王振安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好几次他都想给工会负责人打电话问问进展，但最后都强忍下来了，因为他也知道“这事急不来”。还好，到了6月底，他接到工会的通知，他的首选学校——那所市级示范校要了王浩，让交3万块的共建费。

　　“直到给工会交钱的那一刻，心里的这块石头才总算是放下来了。”王振安感叹道。

　　工会的负责人跟他讲，之所以会比较顺利，其实跟单位此前有两年没招新毕业的大学生有关系。在他之前，结婚生子上学的高峰已经过去了，今年像王浩这样的面临上小学或者“小升初”的单位子弟并不是太多，名额就显得宽松些。

　　无疑，王浩是幸运的。他即将就读的那所市级示范校，今年报名的孩子近7000人，最后实际录取不到400人，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形容并不为过。

　　隐秘的“共建生”

　　“他的单位还是大共建，真正权力部门的子女是不需要考试什么的，保证100%的名额，这个叫小共建。”清华园教育集团副校长闻风表示，他一直关注北京的“小升初”，对于其中的游戏规则很熟悉。

　　据他介绍，所谓的“小共建”，是指强势的政府部门，如中办、国办、国务院所属部委、解放军四总部，以及央企里的垄断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要不就是“来头大”、要不就是“钱包鼓”的部门。这些部门的共建学校，对其子弟都是一比一的录取，每年有多少孩子都可以进去，没有什么名额限制。

　　而无论是大共建、小共建，这些参与共建的学校都是北京最好的中小学。据熟悉内情的相关人士透露，目前，共建单位较多的小学有北京实验二小、中关村三小、育民小学、府学小学，初中则有人大附、四中、二中、八中、师大二附中、实验中学等。

　　自然，上述知名中小学也从共建单位处获得了不少的回报，比如可以利用收取的共建费提高教师的福利待遇，借助共建单位的资源搞一些活动。

　　以海淀区一所全国知名中学为例，该校每年暑假都要举办一次学校骨干教师的培训，同时也针对全国其他地区的校长提供培训，参与培训人数多达五六百人。该培训所选择的地点，就是由学校一个共建单位免费提供。这家共建单位旗下有一家会议中心，位于北京顺义，向来以风景优美、服务周到、收费昂贵著称。

　　“共建单位可以给学校提供很多便利，有些事情不是你有钱就可以解决的，但是有共建单位这层关系，就很容易搞定。”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

　　因为，在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看来，共建学校提供学位，共建单位提供便利，显然所谓的“共建生”，不过是互利互惠、利益交换的一种方式而已。

　　流动的“盛宴”

　　“我当教委主任时，共建的情况也有，但没有今天这么疯狂，我感觉这几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李建东(化名)说。

　　“我当教委主任时，共建的情况也有，但没有今天这么疯狂，我感觉这几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李建东(化名)说，他曾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任北京市某区教委副主任，亲历了共建从个别现象发展到制度化行为的整个过程。

　　据他介绍，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出现一些条子生，就是身居要职的领导人给重点学校负责人批条子，要求特殊照顾某些学生。

　　“当时真正能够写条子的还是要级别比较高的领导，一般都是给自己的孙子孙女批的条子，不会太多。”李建东回忆。当时，这些条子由于主要用来解决领导干部的第三代子女，条子生的班级还被称作是“孙子班”。

　　后来，领导干部的条子变成了为自己的秘书的孩子批，“孙子班”就变成了“秘书班”。再往后，随着政府部门与学校之间共建关系的建立，“秘书班”又扩大成为“公务员班”，凡是公务员的孩子，特别是年轻的中层干部的子女去读。

　　“共建生制度化，是从90年代之后开始的，具体到‘共建’这个说法，应该是近十来年才出现的。”李建东称。

　　现在，共建有渐趋泛滥之势。据熟悉内情的人士介绍，很多重点中小学的共建单位由原来的部委机关、央企发展到各行各业，比如外企、地产、中小企业，甚至是学校所在地的工商税务、派出所、消防局等，都开始跟学校建立共建关系。

　　那么，每年通过“共建”渠道进入重点中小学的孩子到底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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