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读北京小升初共建生(2)

　　“北京没有统计公布过，我估计市教委也不清楚，但从我跟各个学校的接触来看，大概每年会给到总的招生名额的10%左右。”闻风表示。

　　而在一份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北京市“小升初”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报告中则披露：“以北京八中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例的 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今年北京八中共建单位参加测试的共有400多人，需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

　　依照现行的北京市“小升初”的政策，主要的升学途径有三种：一种是计算机派位，一种是推优(就是各种竞赛的获奖者)，还有一种就是共建东。据李建生的观察，现在按照前两种方式“小升初”的孩子越来越少，而共建生的规模则逐年扩大，有越来越多的人想钻共建生这个空子。

　　其中一种方法，是转让共建名额。

　　闻风就曾经遇到这样的家长，本人在某个街道办是处供职，其亲属则是国务院某强势部委的中层。于是这位家长就通过这个部委的亲属，将自己孩子的名字写进共建的名单。“家长后来给了这个亲属的部委一笔钱，这笔钱还有个名目，叫占位费。”闻风笑着说。

　　据他介绍，现在一些重点学校的共建名单里，其实有很多是这种交了“占位费”的学生。而一些央企则会把自己的共建名额赠送给有合作关系的大客户高管的孩子，作为一种市场公关行为。

　　2010年，北京市教委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亦曾表示，要求各个区县教委严格控制共建单位的数目和学生人数，统一批准共建单位、协议和学生名单，统一收取共建资金并统筹使用，“特别要治理‘假共建’行为”。

　　“其实，不光是共建单位会造假，共建学校自己也会造假。”有熟悉内情的人士介绍。因为共建生不受学籍、户籍、片区的限制，学校也会打着共建的旗号去挑好生源。

　　比如“小升初”时，某个报名的孩子成绩非常好，奥数成绩高，但不是在这个学校招生片区内。按照现行的规定，是不允许学校跨片招生的，这个孩子的父母又没有很强的社会资源，不可能自己运作孩子，学校就可以把这个孩子写进共建名单里。

　　“发展到现在，共建这个筐已经非常大了，而且很具有弹性，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闻风说。在他看来，共建已经成为了一种会流动的特权，像是王振安这样的社会优势阶层，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来享受优质教育的盛宴。

　　为什么北京会存在“共建生”这样的怪胎？

　　李建东认为，很大原因在于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很多的权力都集中在这里，中央各个部位、军队、央企扎堆，跟上海等其他特大型城市不同，“很多在上海治理择校的办法放在北京就行不通了”。

　　据他介绍，为了遏制共建生不断膨胀的情况，北京市教委内部曾有个规定，要求“两控”，即“共建费控制在3万以内，分数控制在分数线10分以内”。后来实行一段时间发现，成效也并不大。

　　储朝晖则提醒那些挤破脑袋寻找资源想把孩子通过共建生的渠道送进重点学校的家长，这样的选择对于孩子而言，很可能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据他的研究显示，依靠自己成绩考入重点中学的学生，普遍珍惜得来不易的机会，学习动机和意愿非常强烈。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依仗父母特殊背景进入学校的学生，一般学习都不是完全投入，在随后两三年的中学学习中，学习成绩也普遍滞后。

　　“如果所有的学生不是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那么对每一个孩子都是一种伤害，无论是那些遵守游戏规则的，还是打破游戏规则的。”储朝晖说。

　　解决之道

　　“教育主管部门其实对于共建还是有不同看法的，事实上是不被认可的，至少私下里并不认可。所以文件里面要尽量模糊处理。”储朝晖表示。

　　“其实对于共建这个事，北京市教委曾有段时间公开表态，要进行规范限制。”闻风说。

　　2010年，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就公开表示，北京将严格控制共建生数量，要求区县对各学校共建单位数量和接收共建子弟的数量和比例进行摸底，原则上不再审批新的共建单位和共建学校，并压缩现有共建生规模。

　　但不断扩大的共建规模，则显示出北京市教委的上述表态的苍白无力。“至少我们单位的共建名额，还是那么多，没有缩减过。”王振安表示。

　　或许是看到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在随后出台的政策中，北京市教委的表态更趋柔化，类似大规模整顿的表述再未出现。

　　2012年5月，北京市教委颁布的《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中，在其“入学方式”一项中，提到“共建单位学生入学由区县教委根据市教委有关文件精神制定具体入学方案”。

　　但是这个具体的入学方案，却并没有公示。

　　而在北京几个重点学校扎堆的区县，区级教委在“小升初”方案中，对于共建生也是规范为主。比如，西城区教委今年5月份发布的西教发〔2012〕9号 《北京市西城区教育委员会关于西城区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中提到：

　　被批准接收“共建”生的学校，要严格按照有关精神接收“共建”单位职工子弟入学。区教委将严格控制、适当减少“共建”单位数量和接收“共建”单位职工子弟数量，原则上不再增加新的共建单位和共建学校。继续保留驻区部队“双拥共建班”。

　　“教育主管部门其实对于共建还是有不同看法的，事实上是不被认可的，至少私下里并不认可。所以文件里面要尽量模糊处理。”储朝晖表示。

　　这样的争议，其实不仅是在北京市教委层面有，在更高一层的决策部门也存在。

　　据一位了解内情的相关人士透露，在今年年初，教育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审计署制定的《治理义务教育阶段择校乱收费的八条措施》(简称“教八条”)时，曾有一种声音认为应在通知中明确提出“禁止共建生”的相关条款。

　　此前，在教育部展开的一系列监督检查的情况也显示，一些地方存在着治理目标不明确，政策执行不到位，效果不明显，社会对择校乱收费问题反应依然强烈的问题，而共建生也是社会反应较为集中的一个。

　　“当时已准备把取消共建生写进去的，但是有几个部门强烈的反对。”上述了解内情的相关人士透露。这些部门的理由是，过去从来没有承认过“共建生”，如果这次在文件里写了，就是承认这个问题是既成事实。

　　“其实背后就是这些部门自己的利益，他们自己的孩子没有共建吗？”该人士表示。

　　共建生问题被大众广为诟病，但是接受采访的多位专家、业内人士都认为，仅把这个问题的板子简单地打在北京市政府及教委身上，有失公允；而仅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北京市层面，也绝不可能。

　　“这个问题要解决，不能从利益的层面来评价，它是一个涉及社会公平正义的事，应该从维护义务教育根本理念的角度出发。”北京理工大学教授杨东平表示。因为义务教育阶段，依照现有的《义务教育法》，是一个普惠的、非选择性、非淘汰性的教育阶段，也是政府必须提供的一个基本公共服务职能。

　　在他看来，若想打破现存共建生制度的利益机制，必须要靠自上而下的强力推行，从中央层面出台文件，国家领导可以率先垂范。

　　“所有义务教育均衡化搞的比较好的地方，比如安徽铜陵、山西晋中都是很明确的，市长市委书记带头表态不写条子，自己的孩子都就近入学，地方的教育风气马上改变。”杨东平说。

　　对于北京市而言，也并非无事可做。

　　有专家表示，当务之急，北京要加大力度平衡现有的义务教育资源，向薄弱学校倾斜，缩小校际差距。“如果西城区五十所学校都差不多，大家也不用挤破头往少数几所学校扎了，都选择就近入学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对于这样的观点，熟悉北京市教育发展的李建东表示认同，他觉得，改革开放很长一段时间，北京在教育投资上存在误区，更多的是定点扶持一些重点学校，人为拉大了差距，“如果能够学些二战后日本的做法，更多加大均衡化，不会像现在这种情况”。

　　改变，或许正在发生。日前，北京市公布的《北京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亦强调，坚持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免试就近的原则，进一步增强北京市区域教育均衡。

　　不过，对于王振安而言，他现在还要操心另一件事。

　　王浩即将就读的学校将会把新生分配到不同的班级，有实验班、普通班、共建班，他正在四处托人，想把自己的孩子弄进实验班去，因为听说那个班里配备了最好的老师。

　　回顾过去一年来经历，虽然感觉有点折腾，王振安还是觉得自己挺幸运的，他说，“我现在也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应届毕业生都想考进来了，有些事，单位出面还是好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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